“布雷克，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秘密警察那儿领取这些证件。这显然是一条荒唐和残酷的规定。”
“啊，所谓‘德国秘密警察’，可是纽约那些悲天悯人的人造出来的一个可怕字眼。它其实和我们联邦特工机关一个意思——秘密国家警察 。我跟德国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他们和别的德国人并没什么不同。我确实相信，他们采取的方法一定非常严厉，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特工机关。每个国家都有。再说，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德国。”
斯鲁特感到一阵撕裂神经的冲动，他竭力克制才没一怒之下走出这间房间去另谋生路——因为他察觉到朗的这番奇谈怪论虽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倒也是由衷之言，颇有道理，所以他便说道：“不论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他们都是为了逃命而来。他们哪能耽搁时间去申请官方证件呢？”
“但是，如果我们取消这些规定，”朗耐心地说，“那又怎么能防止成千上万的破坏分子、间谍、从事爆破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坏蛋冒充难民混进我们国家呢？你倒说说看。如果我在德国谍报机关工作，我是决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的。”
“可以要求其他的品行证明。比如教友会的调查，个人经历保证书，当地美国领事馆的批准书，或者像联合救济协会这一类可靠的救济机构的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去找。总归是有办法的。”
布雷肯里奇·朗两手交叉撑着下巴坐在那里，带着沉思的神色望着斯鲁特。他的回答一字一顿，小心谨慎。“是啊，是啊，我看你的意见也有道理，这些规定会给那些理应入境的人造成困难。我还要为别的事情伤脑筋，比如战后世界的结构。我不是个顽固派，而且”——他现在的笑容显得他有难言之苦——“我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不管报纸上怎样污蔑谩骂。我是我国政府及其法律的仆人。我要尽力做个好仆人。你能不能把你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让我交给签证处？”
斯鲁特不敢相信他已说动了布雷肯里奇·朗，但是听他口气倒是一片诚心。他因此壮着胆子问道：“我是不是可以再提一点建议？”
“说吧，莱斯里。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思。”
斯鲁特把他的关于由二十个国家接受十万名犹太人的计划说了一遍。布雷肯里奇·朗仔细听着，手指从领带摸到手绢，再由手绢摸到领带。
“莱斯里，你是在谈论召开另一次埃维昂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我希望不是这样。埃维昂会议是徒劳之举。另一次那样的会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人们正在惨遭杀戮。”
“但是政治难民现在是个尖锐得多的问题，莱斯里，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重大的政策是不可能在国务院一级制定的，”朗眯起了眼睛，几乎完全闭上了。“这个建议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很有分量的建议。你能就这个建议给我写一份机密文件吗？目前只给我一个人看。把你想到的所有具体细节都写进去。”
“布雷克，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不论别人怎么议论我，”助理国务卿回答说，宽容的态度里略带一点烦躁。“我不喜欢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喜欢浪费与我共事的人的时间。我们身上的担子都已够重了。”
但是这个人仍有可能是借此把他打发掉；“写个备忘录给我吧，”这是国务院里老一套的敷衍办法。“先生，我估计你一定知道那份关于犹太人的同盟国联合声明？”
朗默默点头。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相信事实确实如此？——德国人正在屠杀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并且准备把他们斩尽杀绝？”
助理国务卿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一丝空泛的笑容，仅仅是嘴部肌肉的一下颤动而已。
“对于那份声明我碰巧了解一点情况。安东尼·艾登因为受到压力，起草了那份东西，不过是给一些知名的英国犹太人一点甜头尝尝罢了，我看是弊多利少，只能刺激纳粹采取更加严酷的措施。但是我们无法对那个不幸的民族作出判断。在他们遭受苦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们。这就是我的整个方针，所以我才要你把立即召开一次会议的主意写成一份备忘录。这个主意看来切合实际，有建设性。”布雷肯里奇·朗站起来，伸出他的手。“你愿意帮助我吗，莱斯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斯鲁特站起来，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慨然应允说：“我试试看，布雷克。”
斯鲁特当天晚上给威廉·塔特尔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结尾是这样的：
看来还是你说得对！我竟然有可能对局势发挥一点影响，根除一些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并使千万个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父亲碰巧是个普林斯顿一九〇五届的毕业生，是个长春藤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好事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在这个有如艾丽丝历险记中的奇境似的城市里，有时候事情就得这样才能办得成。如果我是可悲地受了捉弄，不用多久我就会发现。但是，目前我将完全忠于布雷肯里奇·朗。谢谢你的一切帮助。我会把情况不断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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