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篇我在这里所见的电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肉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一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机械。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将一如既往,英勇地去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叫人为之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〇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从事征战了。托克维尔 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要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潜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眠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迈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即使能肯定,那么卡尔·马克思,这个传播经济上的伊斯兰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杂聒耳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理论上的。他的基督启示录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个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让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托布鲁克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丽丽。玛琳”,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嗨,这件事可真是下贱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
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却送回来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我虽然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战地报道的生涯也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是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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