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是很难遇到的情况。”巴比奇用手背擦着他的下巴颏儿。“你在潜艇上，你的夫人在给她叔父工作，这个叔父又专门写些左倾的书，现在——”
“什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根本沾不上什么左倾的边。”拜伦也顾不得他的语气里带点儿老实不客气的不耐烦了。“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并且很精彩。”
“哦？很好，那我一定要拜读一下。我还以为它是把我主耶稣写成为一个革命家的那一类陈词滥调哩。老牌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样，是不是？”
“多谢了。”拜伦大步走了出去，憋了一肚子气，从澳大利亚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碰上这么个倒霉的结局：马赛领事馆里面的一堵官僚衙门的石头高墙散发出卑劣的反犹主义霉菌的臭气。他身边带着一个公谊会救济机构和一个犹太委员会的地址，虽然还在下雨，他决定走着去，好把他的怨气散发掉。他上次来马赛是在一九三九年，那还是在他从佛罗伦萨的研究生班退学出来到处游荡的日子里，他还保留着当时的快乐回忆，卡内比埃林阴大街上琳琅满目的橱窗里陈列的货色和海味饭店，还有此间的喧闹欢乐的人们，他们跟别处阴郁的法国人迥然不同。不论天晴天雨，不论时运好坏，马赛曾经给他快乐。
它变得多了。人们显得憔悴、困乏、贫穷。长长的、宽阔的、安静的卡内比埃林阴大街除了来往汽车之外不见一个行人，好像是经受过一场瘟疫的浩劫一般。被雨水淋得一片模糊的橱窗里只看得见区区几样积上了灰尘的货物，如做工粗劣的服装、不值一文的维希宣传读物以及纸板做的衣箱之类。著名的食物市场萎缩得叫人不忍卒睹。没有拉上铁栅宣告歇业的肉摊上出售的是些怕人的、跟发黑的死血凝成一块的尾巴、耳朵、肠子、肺之类的下水。摆出来卖的蔬菜呢，只是稀稀拉拉的、枯萎的、像是长了虫的那么几棵。水果根本没有。奇怪的是连鱼也看不见。所有那些出名的鱼摊，从前曾经堆满刚从海里打来的湿漉漉、亮晶晶、眼睛闪光的鱼，还有用海藻垫起来的各种海贝，现在全都停业了。一望可知，德国占领像癌症正在侵噬马赛。
拜伦在公谊会办事处的门外碰到一大堆孩子挤在雨水奔流的人行道上，把大门口也堵死了；好几十个孩子，小的刚会走路，大的十四五岁，蜷缩在滴着水的雨伞下面。房子里面，打字机在一片尖喉咙的法国话的嘈杂声中不停地响着。一个美国女胖子在照料孩子们排成一行，她告诉拜伦她没时间接待他；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批准收容五千名犹太儿童到美国去：不要父母，只要孩子，公谊会要尽快把这一批孩子搜罗起来，担心维希改变主意不肯放走他们，担心德国人把他们抢去运往东方，也担心国务院又横生一个新的障碍使他们走不成。拜伦知道休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便转身离开了。
犹太办事处的名称上有“联谊”二字，在另一条街上。他上去问路的头两个法国人不敢吭声就溜掉了。他再三找人，才问清了路。就在他这么找人问路的时候，他已经从拉宾诺维茨藏匿他的妻子和儿子的那幢房屋门前走过；那不过是又一幢潮湿的、灰色的四层楼公寓房子，马赛的许多街区全都是这种房子。他从那门前走过，躬着背躲雨，就这么失之交臂，错过了机会，好像两艘潜艇在海下的一片黑暗中不声不响地只隔几英寸的距离相互驶过而毫不知觉一样。
犹太办事处的小小候见室里挤满了人，一个眼窝深凹的年轻妇女在一张办公桌上像是发狂了一样捶打着打字机，但是拜伦没法子走近她；人们在办公桌前排成了长队，这条长蛇阵在房间里盘来盘去，遇见有坐在椅子上的人或闲站着的人就绕开一下，有人拎了破旅行袋，他们说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也许是拜伦觉得如此）但就是没人说英语。这一群人的心头充满了忧伤恐惧，这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得出来。拜伦靠墙站着，不知该怎样找人接头。一个穿军用雨衣、肤色黝黑的胖小伙子从办公桌背后的一道门里出来，忙不迭朝四周看看，便向大门口挤出去。他走过拜伦面前站住说了声：“嗨。”
这个单音节的美国字，清清楚楚，好像一声铃响。拜伦也回他一声：“嗨。”
“碰到了问题吗？”
“是那么回事。”
“我是乔·施瓦兹。”
“我是亨利·拜伦中尉。”
这人耸起了浓黑的眉毛。“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
“尝过汤汁蒸麦饼吗？”
“没有。”
“味道很好，蒸麦饼。”
“行。”
施瓦兹领着他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像是裁缝店的铺子，至少是在那狭窄灰暗的橱窗里摆着一具没有头部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模型，旁边还有一只在打哈欠的猫。他们穿过铺子，走进一间里屋，顾客们都坐在铺上油布的小桌上吃饭。一个没刮胡子、头上戴一顶小圆帽的男人给他们端来蒸麦饼，这是一种和蔬菜一起吃的面粉做的饼，还有一碗香料浓烈的肉汁。这回拜伦又是凭着他的本能行事，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这个陌生人，包括他不肯向美国领事透露的一切情况。施瓦兹吃得津津有味，不断地点头。“莱斯里·斯鲁特。伯尔尼。黄头发白皮肤的瘦个子，”他说。“我认识他。很精明。神经质，非常神经质，不过他是好人。巴比奇那家伙是坏蛋。在马赛的这批人有好有坏。完全要看他本人怎么样，有几个好人，你在这儿需要找的人是吉姆·盖瑟。”
“盖瑟是什么人？”
“总领事。不过他现在不在这儿。他有事情上维希去了。”
“我今天就得回直布罗陀去。”
“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跟他通电话，或者给他写信。”
“你做什么工作？”
“眼前我是在搜罗三十架打字机。打字机是德国人拿得出来的东西，他们用打字机跟法国人做买卖。”
“你要三十架打字机干什么？”
“里斯本的联合办事处需要。我是在那儿工作的。里斯本的美国领事馆一共有三架打字机。叫人难以相信。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打字机，我们也有自愿帮忙的打字员帮我们填好表格。这样一来，只要搞到了一条船，犹太人就不会因为缺少打字机而搁浅在里斯本。”
“如果我的妻子经过里斯本的话，你能知道吗？”
“她叔父我总该会知道的。”施瓦兹像是在思索。“《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谁没看过这本书呢？你听我说，中尉。很有可能是有一些正直的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把他们掩护起来了。你大可放心。”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你是说犹太人？”
“是的。”
乔·施瓦兹说话变得低沉，面容僵硬。“很糟。在东方，犹太人正在遭受屠杀，这是千真万确的，法国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送往东方。不过”——他又恢复了他的随和精神，甚至露出笑容——“也有许多正直的基督徒，不惜冒死相救。事情还是有办法的。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尽力而为。你爱吃这个蒸麦饼吗？要来点茶吧？”
“很好。谢谢。蒸麦饼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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