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座古老的会堂，”卡斯泰尔诺沃烦躁地说，“我们并不很信宗教。爸爸是主席。找十个人来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去。那儿有时候能听到一些消息。”
“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会见谅吧？”杰斯特罗微笑着说，“我会叫全能的上帝大吃一惊，可能毁了他的安息日。我还是在这儿欣赏一下你的藏书吧。”
娜塔丽和医生的妻子在厨房里喂两个孩子吃饭，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带着女人跟女人说话的态度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她压根儿不信宗教，她直截了当地承认，但是遵守一切宗教仪式，为了让她的父母高兴。她对自己丈夫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漠不关心。她的爱好是看小说，尤其是美国作家写的。有一位美国作家到她家里来做客人，哪怕他不是小说家吧，也使她非常激动。听娜塔丽讲她同一个潜艇军官结婚的故事，那个医生的妻子听得入迷了。“唷，这简直像是一部小说，”她说，“一部欧内斯特·海明威写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米丽阿姆喂起路易斯饭来，两个孩子对这件事都显出一副庄严得可笑的神情，她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她们把米丽阿姆和婴儿安置在小姑娘那个堆满玩具的房间里。“她对他的照顾会比哪一个女管家都好，”安娜说，“我听到了爸爸和贝纳多的声音。来吃晚饭吧。”
萨切多特和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回到家里来了，脸色阴沉。老人戴上一顶旧的白便帽，对着酒念祝福词，接着就把便帽脱掉。娜塔丽从这家人低声交谈中发现有一个人还没来。“唔，咱们吃吧，”萨切多特说，“咱们坐下吧。”有一个座位空着。
饭菜既不是意大利式的，也不像娜塔丽隐隐约约预料的那样，按犹太教的规矩烧。一道加香料的鱼、一道水果汤、一道子鸡、用红花做作料的米饭和茄子烧肉。谈话慢条斯理地进行着。饭吃到一半，有一个叫阿诺多的儿子走进来：瘦削、矮小，约莫二十岁，他的肮脏的运动衫、蓬松的长头发和敞开着领子的衬衫同这一家人的注重礼节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比。他默不作声、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一走进来，时断时续的谈话就停止了。萨切多特又戴上便帽，领头唱一支希伯来语短歌，其他的人都随着他唱，但是阿诺多不唱。
娜塔丽开始懊悔硬要埃伦来吃这顿晚饭。埃伦呢，只要医生的妻子在他的酒杯里一倒满酒，他就马上喝干，借此来打发时间。这一家人的脸上一直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神情，而且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恐惧造成这种阴郁气氛。娜塔丽一心想要问医生关于拉宾诺维茨和“伊兹密尔号”的事情，但是他脸上神情严峻，使她不敢开口。
犹太教的仪式反正总使娜塔丽感到心情沮丧，而仍然点在桌子上的安息蜡烛尤其刺痛她的心。今夜看到米丽阿姆，她感到一个往昔的、遗忘了的厉害创伤又痛起来了。二十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她母亲身旁，问她妈为什么要在白天点蜡烛。回答是，在安息日前夜禁止在日落以后点火，这听上去完全合情合理，因为对一个小姑娘来说，生活里充满了蛮不讲理的禁忌。但是吃罢礼拜五丰盛的晚饭以后，她的父亲擦了一根发出火焰的火柴点他的长雪茄。她天真地说：“爸爸，日落以后是不准点火的。”她的父母困窘而感到有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她记不得她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怎么回答；但是她永远忘不了那个眼色，因为在那一刹那它毁了她对犹太教的信仰。从那一夜开始，她在主日学校里就调皮捣蛋起来，不久以后，尽管她父亲是圣殿的工作人员，做父母的也没法叫她上那里去了。
阿诺多拉直他污迹斑斑的运动衫，站起身来，而别人都还在吃；他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用意大利语很快地对杰斯特罗说：“对不起，我得出去。我看过您的书，先生。是本好书。”
她的母亲悲伤地说：“在安息日前夜，家里还有客人，阿诺多，你不能多呆一会儿吗？”
微笑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他带着敌意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姑娘的名字：“弗拉切斯卡在等我。再见。”
他撇下他们，房间里一片沉重的静默。卡斯泰尔诺沃医生转过来对杰斯特罗和娜塔丽说话，借此打开僵局。“唔！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伊兹密尔号’那艘船已经到了巴勒斯坦，而且旅客上岸的时候，英国人没有逮捕他们。”
“啊，我的上帝！”娜塔丽嚷叫起来，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你说的消息靠得住吗？”
“我跟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有接触。他们遇到过糟糕的情况，可是整个说来，这一次是成功的。”
杰斯特罗把一只潮湿的小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了不起的消息！”
“这一次航行花了我们不少钱。”萨切多特高兴地笑了。“叫人满意的是，结果圆满。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顺利的。”
娜塔丽对医生说：“可是报纸上和广播里都说船失踪了。我做了不少恶梦，梦见它跟‘斯特鲁马号’有同样的遭遇。”
卡斯泰尔诺沃辛酸地扮了一个鬼脸。“是啊，不幸的消息你们总是听得到的。犹太人一旦遭了殃，全世界的新闻界总是不乏热情地大事宣扬。对他们的成功却是最好不加报道。”
“还有拉宾诺维茨呢？他怎么啦？”
“他已经回马赛去了。那儿是他的基地。他眼下在那儿。”
“你同他怎么联系呢？我可以知道吗？”
卡斯泰尔诺沃耸耸肩膀。“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岳父过去经常向乘那条船去的那个人赫伯特·罗斯租影片。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由于耽搁啦、修理啦短了钱，罗斯提出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助他。阿夫兰乘火车上这儿来。我们给了他一大笔钱。”
“不过干这种事可得小心谨慎才是，”萨切多特闷闷不乐地插嘴说，“千万要小心！我们的处境在这儿是微妙的，非常微妙。”
医生说：“唔，是这样。从那时起，他跟我一直有接触。他是一个值得认识的好人。”
卡斯泰尔诺沃谈到意大利籍的犹太人处境越来越危险了。犹太人在欧洲不管什么地方都没有前途，他说。他好久以前就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还是在锡耶纳上医科学校的时候。这场艰难困苦的战斗使他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整个欧洲都被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憎恨毒害了；好久以前，极端自由主义的法国出了那个德雷富斯 事件，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在墨索里尼的排犹主义法律下，他自己还能够行医，只是因为锡耶纳的卫生当局公开表示需要他。他岳父靠一些微妙的法律上的花招才仍然控制着他的产业，这样一来，他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那些信天主教的合伙人手里了。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刚才在会堂里听到，法西斯政权正在给意大利籍的犹太人造集中营，就像已经有的关犹太侨民的集中营那样。四个月以后，围捕队将在赎罪节下手，那时候可以在会堂里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一旦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就要把他们移交给德国人，运到东方去，那儿正在发生可怕的大屠杀。
萨切多特打断医生的话，坚持说那个消息是吓破了胆的人胡言乱语。传消息的人是一个同上层人士没有联系的散播谣言的人，秘密大屠杀的故事尽是愚蠢的胡说。大主教本人向萨切多特保证过，梵蒂冈的情报网是欧洲消息最灵通的；如果这种消息有一点儿真实性，教皇早就会谴责纳粹德国，不承认希特勒是个基督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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