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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清贫 入迷梨园】
北京和平门外新华街路西称前孙公园。早年，曾是清朝大收藏家孙承泽的花园，称孙公园。时代变迁，公园沦为旧巷。分成前孙公园、后孙公园。我们居住这里时，早已没有了花园的迹象。
我的家住在靠西口路南二十四号。
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里。
父亲原来给钱粮胡同姓钱的一位做官人家赶轿车。虽说家里清贫，但还算混得过去。
父亲初到钱家时，钱家的官事儿正蒸蒸日上。不久，就将轿车换为社会上盛行的马车。后来，钱家逐渐破落，月月付不清工钱，就将马车拆给了父亲。
父亲高兴极了，他满心以为有了自己的马车，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准着落；手脚再勤快些，早出，晚归，多卖些力气，生活会有所好转的。谁料到，父亲由于多年来到处奔波，已经积劳成疾，马车拉回家不到几个月就患了病。那时，我们姊弟还小，没人能去赶车挣钱，为了生活，他只得强撑病身出外赶车。冬寒夏暑、饥饿劳碌，终于迫使父亲在一个风雪之夜病重不起。生活来源断绝。吃饭难，看病更难。一九一八年，母亲过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旧历十月十一日），准备给父亲做些面条吃，父亲没等吃上，就大口大口吐血，故去了。
父亲去世时，我大姐十三岁，二姐十一岁，三姐七岁，哥哥五岁，我还不满两周岁。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辆较新的马车，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缭一件短褂贴边挣两大枚铜子，缭一件大褂贴边挣三大校，纳一双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几年后，大伯为了节省开支，让我们腾出三间南房（这小院是大伯家的财产），搬到那两间刚够十米的东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个旧条案上。记得那时，我对哥哥的“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羡慕的。
年久失修的东房，向北倾斜得厉害，当年父亲用来支撑北山墙的杉篙，几乎要被压断。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用一个带锯子的洗衣绿瓦盆接漏雨。雨夜，还要不断起来将盆里滴满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顶棚，什么纸都用，顶棚上被糊得五颜六色。我幼年时躺在炕上，非常爱看这花花绿绿的顶棚。再大点时想法就不一样了，心中总想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把屋顶修好，不再让它漏雨，顶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岁上，我开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间房（前孙公园的西口也叫十间房，是一条街两个名字。）的裁缝铺取送妈妈做的活计，我很懂得拿到的几大枚工钱，来之不易，唯恐弄丢，用送衣服的包布将钱紧紧地裹好，系在腰间，从不敢在路上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来，将钱如数交给母亲。当我看到母亲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时，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替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却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前房檐下种上倭瓜、南瓜、丝瓜等，碧绿的枝蔓顺架爬到房上，院子里一片郁郁葱葱，配上红、黄、紫色的野荣莉、牵牛花、葵花，真是好看。夏季晚间在院里乘凉，不时闻到阵阵幽香，使我这贫穷的家，总是充满了生机。不过我最满意的还是不用花钱就能吃些用新鲜丝瓜炒的莱和作的汤，以及瓜馅的饺子。尤其是当我喊饿时，母亲就会说：“锅里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着吃吧！”我咬一口那黄澄澄的老倭瓜，嚼起来又甜又面，真好吃。那香味儿，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西屋的李大妈，经常夸我母亲能干，说我们几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安慰我母亲说：“熬着吧！孩子们长大了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
的确，象屋前这些生气蓬勃的花草一样，我们一家老少和睦亲爱，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也领会了母亲的意思，全家老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清末年间有个风俗，很看重大象，认为它是吉祥的象征。平时，官家将大象送到京郊宛平县（即芦沟桥）喂养，逢大典之日，大象被披红戴花赶进城来，牵到天安门东、西华表前站立。以喻万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爷爷就在芦沟桥喂养大象。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人口多，收入少，日子混不下去。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出外谋生，死在异乡。六姑嫁给北京城外一个清室后裔，开始几年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渐渐不支了。大伯父带着老五（即我的父亲）到北京城赶轿车。初来时，父亲只能跟车，逐渐也学会了赶轿车，加上他手脚勤快，干活麻利，很受人欢迎，后来才被介绍到钱粮胡同钱家赶轿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见两个儿子（大伯父和我父亲）在北京站住了脚，就带了我的四伯父来京投奔。大伯父托人求沙河门外（现建国门外）一个小关帝庙的老庙主收留四伯父当徒弟，从此四伯父剃度出家，我们称他和尚四大爷。老商主死后，他继承这座小庙的财产，当了庙主。
和尚四大爷由于多年“修身养性”的缘故，有点胆小怕事，但为人忠厚老实。他在庙内外的空地上，种些粮食和菜，有时还拿些萝卜、菠菜、玉米面等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对我们姊弟很疼爱，尤其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和尚四大爷。这倒不光因为他能使我们吃上新鲜的蔬菜和玉米面，最主要的是，和尚四大爷是位戏迷。他每次来，都要带我去看戏。我一见他来了，先是连蹦带跳地将他迎进来，然后亲热地偎依在他身边，听他和母亲谈话。过会儿，就开始磨烦他，早些带我出去。这个规律被姐姐们抓住了，只要和尚四大爷一来，姐姐就说：“快把‘活儿’送去，回来再买一大枚醋，一大枚胡椒面，饶点香菜、韭菜。我给你换上干净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爷看戏去。”我当然是百依百顺，速去速回。
和尚四大爷带我看戏，最常去的地方是天桥。对我来说，初时，逛天桥可比看戏的魔力大。北京的天桥是在时窄时宽、方圆不算大的胡同里，可在我这个五、六岁小孩的眼里，可大啦；可热闹啦！那里卖吃的、卖穿的、玩杂耍的、说书的、唱戏的、吹糖人的，无所不有。一拐进天桥所属的地带，各种叫卖声、鼓声、锣声，嘈杂一片。推车的、摆摊的、搭棚的、围圈的、打地摊的、挎篮的，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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