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老向冒雨从八门队换稻种回来，他抓了把稻种对这位农校老师说：
“袁老师，这是刚从八门换回来的种子，听说，使用这种子好，能增产。”接着，老向又用低沉的声音说：
“粮食这么紧张，要度过灾荒，多打粮食，要靠年成，还要靠种子好啊！去年八门使用这号种子，今年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
袁隆平接过稻种，边看边问：
“你们为什么要到八门换种？”
老向回答说：
“已连续两年粮食减产，靠国家拨来的返销粮度荒，心里很难受！今年，队里打算大干一场，要争取好收成，就全靠换来的这些好种子了。”
老向在饥荒面前，没有悲观叹息，而是积极想办法，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袁隆平深受感动。他想：这是亿万人民奋发图强、战胜饥荒的决心。袁隆平怀着敬仰的心情，边思索，边频频点头。
这时，老向突然说道：
“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你一定会为我们培育出新的稻种吧！如果研究出能增产的稻种，亩产400公斤、500公斤、1000公斤，那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战胜饥荒，苦日子就可以结束了。”
老向的话语意味深长，它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改良品种，战胜饥饿”，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袁隆平以一个农业科学家的良知，深深地思索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思索着自己怎样做才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
他想到伟大的祖国在人类历史上，有过秦汉、盛唐的辉煌，有过宋代的绮丽，有过元明的强盛。可是，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却受尽了列强的蹂躏与屈辱。
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昔日的玄奘，历经九劫十八难到天竺取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卧薪尝胆，使自己无愧于更为久远的历史！
返回学校以后，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英、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已经研制出了遗传学分子结构模型，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不久，他又从一家学报上获悉：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杂交高梁、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吸引的袁隆平，决心按照他们的理论，在科学试验中进行新的探索。
他的做法是：特殊培植一些表现优异的植株，待秋季将优良种子筛选出来，第二年播种后，观察其表现，并依次找出具有遗传优异性状的植株，经过人工去雄，再进行杂交。或者将混生在稻海里的雄性不育系的材料选择出来，备做来年试验。
夏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袁隆平依然劳作在似火的骄阳下。他整天哈着腰，将混生在稻田里的雄性不育系一株株、一穗穗地辨认出来，其艰辛可想而知。
我国农民最朴素的品质就是忘我劳动，在劳动中，他们几乎忘却了自己。袁隆平似乎已经被磨炼成了这样一个忘却自己的纯朴农民。“烈日炎炎似火烧”，他变得汗霜满衣，皮肤黝黑。常年扎在水田里不怕吃苦的农民都交口称赞袁老师“干活太实在”。因为袁隆平常常是头顶烈日，一头扎在稻田里，久久不肯出来。很多农民惊叹地说：
“袁老师，你跟我们吃这份苦，到底为什么？”
他到底为什么？
他为了探究水稻生存的秘密，为了使我国农民摆脱贫困，为了向饥饿挑战。
简单、大度、乐观、奉献的生活，是一种智慧的生活。这种智慧的生活，会培养出气度恢弘、性格坚强的人。校方不必给袁隆平规定什么制度，他会自觉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安贫乐道，不惧困苦，不怕失落，他会从杂交水稻事业的每一个微小的进展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水稻不会说话，或者说人们听不懂水稻的语言，但是，水稻与袁隆平却可以无声地交流。每当微风拂过，所有的水稻便相应相和，翩翩起舞，在田问沙沙作响，他以为那正是天地宇宙中最和谐的交响乐曲。
他那记录杂交水稻的图纸上，各种标记，各种颜色，各种符号，在他看来，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
秋收季节，他抚摩着那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感悟到了一个个滋润而饱满的生命。他似乎更喜欢用心灵与那一粒粒可爱的种子对话，这似乎充溢着辛酸和神秘的味道。
当年，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在我国遗传学理论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某些有偏见的学者，嘲笑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搞“伪科学”。为此，袁隆平怀着强烈的探索知识、探索真理的愿望，赶赴北京，向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去求教。他走进鲍文奎教授的宅舍，顾不得寒暄，便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中，空洞的哲学概念太多，用理性代替实践，他机械地把辩证法搬到生物学上来，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论？”
鲍文奎教授很赞赏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并且肯定了这位年轻人的独特见解。这位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早有深入研究的遗传学家，在这位诚实的年轻人面前，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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