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后，彭绍辉又奉命担负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他从7军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对蒋云台部119军、杨森的20军、豫陕鄂绥署张玉方的警卫旅、西南第1路军教导旅、裴昌会的第7兵团共4.3万多人进行了整编。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因而彭绍辉十分重视。他和大家一起，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文革中，彭绍辉理直气壮地对“造反派”说：“主席理解支持我，
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全国解放后，彭绍辉调到西北军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过度操劳，他患了高血压症，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苏醒过来后又继续工作。有一天，他连续晕倒五次，每次晕倒后休息片刻还要坚持工作。警卫员一再劝他休息，他硬是不肯。后来在卫生部领导和妻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工作了。
上级考虑到彭绍辉的健康，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可几次派人送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彭绍辉说：“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每逢阴天下雨，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整夜难眠。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身体有病，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怎么也能抗得过去。可是到了“文革”时，来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是林彪、“四人帮”眼中的“民主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挨了整。1967年武汉“7·20”事件爆发，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彭绍辉说：“陈再道，我知道。他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是没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这样一句话，彭绍辉就被诬陷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责令他交待检查。后来，彭绍辉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在他受审查期间，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刻苦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彭绍辉说：“丢下牛鞭子，拿起枪杆子，几十年来打仗，没有脱离过党，没有脱离过军队，我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这样下去，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我要找毛主席。”
后来，在毛主席的直接于预下，彭绍辉恢复了工作。
当时，由张春桥、王洪文亲自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马蜂窝”。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提出：“会议的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彭绍辉还当着“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们就弄不清那个指挥部说了算了！”
会后，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四人帮”告了状。彭绍辉却镇静地说：“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对一些人的非难，彭绍辉也有其“杀手铜”，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造反派”：“我是毛主席的老乡，谁不知道？毛主席理解支持我，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了。
1968年1月的一天，彭绍辉胸部剧烈胀痛，妻子送他到医院去看病，在康生炮制的“医疗服从专案”的情况下，彭绍辉遭到冷遇，等了两个小时，无人诊断，只好回家。这样他的病就给耽误了下来。直到1970年他因患气管炎胸部透视时，才发现患了主动脉瘤，但这时瘤子已经很大了。
当彭绍辉知道自己患了这种致命的病以后，他仍泰然处之，精神上和以往一样，仍然十分乐观，照常担负大量繁重的工作。
这年的7月24日傍晚，在一个公园里，彭绍辉惊喜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关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副总长多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彭绍辉向总理报告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76年1月8日，彭绍辉闻讯周总理逝世后，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他沉痛地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含泪悼念总理的群众，偏偏只有那么小的一间房子悼唁，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深夜，彭绍辉抱病含泪写怀念周总理的回忆录。真挚的感情跃上笔端，泪水滴落在稿纸上。
“天安门事件”时，彭绍辉因膀胱大出血住院，他让家里人做一个花圈，请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并要亲自坐车去天安门，几次劝阻都不成。后来，家人和工作人员只得开车送他去了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说：“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后来，警卫员只得请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彭绍辉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
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彭绍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深担忧国家的命运，失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当道，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彭绍辉一方面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同时加紧工作，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却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粉碎“四人帮”后，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加倍工作。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不能登山，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会后，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并深入烟台、威海、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参观民兵射击表演，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伙房，和战士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8年4月下旬，一连两天，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似有剧痛，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你老是让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后，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他还是摇头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
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下午出席了会议，讲了1个小时的话，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
只过了一晚上，即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因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倾注了满腔热情的革命工作。
没有遗言，没有妻子儿女依偎在身边，彭绍辉将军就这样独自一人去了，像一缕炊烟飘散在明净深邃的西天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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