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子君需要灵魂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时，他推开了她，堂而皇之地推开了她，把她交给了严威的父亲和冷眼的旁人。
在《伤逝》中，鲁迅既非站在女性立场，更非站在男性立场，来结构小说的意蕴，他是站在大文化的视角上，透视中国男女在现实中的窘态之根源。
相对来说，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费则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来看待当代都市的男女关系。男强女弱转变为女强男弱使势在必然。
香港子君的前半生，虽然物质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但她的心态与《伤逝》中的子君是一样的。她没有工作职业，没有理想追求，靠喝茶逛街购物打牌消磨时光，根本不在乎当代女性努力获取的社会地位及独立性，置自身的自由平等于惘然。
亦舒对她的子君的前半生是不以为然的，她对鲁迅的“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理解，主要是体现在对离婚后的子君的形象塑造上，一种智慧的火花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迸发。
两个子君，都是不同的时代里逾越于那个时代规范，企图寻找自己独立的生存意义的女性，只是她们在起步时就已经分道扬镖了，各自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实现完全相反的人生历程。
前一个子君是企图走出那时代却完全被那个时代吞吃了，那不全是她的责任。后一个子君，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她自寻职业，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终于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
亦舒这部作品似乎在探索当年鲁迅提出的问题。七十多年前，鲁迅写了《柳拉走后怎样》一文，痛彻地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亦舒却倔强地在为子君寻找第三条出路。
香港子君的故事，明显看出她在为自己的写作面对现实，却又不至于丧失女性的特征作努力。
她笔下的子君离家之后，要不回来也不堕落，只有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自力更生。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香港的子君就曾几乎崩溃。
无论什么人，在环境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死。
但同是女性的唐晶却提醒她：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想的是如何改良环境。
毕竟时代不同了，智慧的女性已不在少数。
是的，这一代的女性踏上自我解放的征程，由自信到自强，已成功地跨越人生两个驿站。
当然，还有一个驿站在女性的生命中至关重要。它可与事业平分秋色，那就是婚姻和爱情。
不过，在《我的前半生》里，它并不再构成重点话题。
从《我的前半生》里，我们可以看出亦舒的妇女观，也可以看出她对现代女性的出路与命运的关注。
而这一切，不可能没有男性的形象参与其中。
男性的任意所为，是那些被称为白领丽人的女人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亦舒不惜把他们漫画化。
她几乎是极力去挖掘男性的很琐来实现对女性的礼赞，读来令人深有感触，虽然还达不到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伤逝》中的涓生脆弱自私，居然以“人是不该虚伪的”为遁词，说出了“因为我已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但在子君死后，他却永远地忏悔和悲哀着：“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控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中国的知识男性觉悟到这一点，在当时无疑很具超前的意义。
香港的涓生也承继了他的前辈的自私和卑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更缺少担当。
他居然可以这样对毫不知情，毫无感觉的子君说：
“子君，我已找好了律师，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分居，我已经收拾好，我要搬出去住了。
“你不知道？你竟不知道我外头有人？天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连安儿都知道，这孩子没跟我说话有两三个月了，你竟然不晓得绒一直以为你是装的。
一下子便残忍地宣告了他们十三年的婚姻结束。
这对子君是很不公平的。
并不是说子君不求上进的大安主义没有错，虽然唐晶说的也有道理：“跳探戈需要两个人，不见得全是史涓生的不是。”但是，这十来年，涓生从来没有鼓励子君与他携手共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他患了婚姻疲乏症，干脆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到外头寻找新鲜感去。
因为嫌子君呆板，十几年如一日，他便找了一个当演员的情妇，相貌一般，素质不高，但演技尚可。
史涓生和她一起上《秘闻》周刊，控诉子君的“无才无德”。
这一着，倒让伤心欲绝的子君萌发了要好好活下去的念头。因为“世事往往如此，想回头也已经来不及，而使你肯沦为劣马，也不一定有回头率在等着你。”
没有一生一世的事。子君的转折点到了。
这样的男人，亦舒这样去“糟蹋”还不算，最可笑的是描写他想“覆水回收”的那一段。
当子君还是他的妻，他只觉得她没有味道，像块美丽的木头，一点生命感也没有，就将她一脚踢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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