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即使是在家庭资源分享的提倡下，家庭的钱财也并非由成员平均共享。女人倾向于优先考虑丈夫和小孩的需求，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当家用开销吃紧时，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女人很少像男人那样有自己支配的金钱，而且觉得若把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就好像剥削了她们的孩子。
“太太惟一能心安理得花钱的时候，就是买家用食品与小孩衣物的时候。”这并不是一家之言，放眼世界，家庭主妇大抵如此。
亦舒却看不得她的女主角受这种委屈。她们以能干的为多。
倚赖性越重，跌倒机会越大，寄望过高，则失望越甚。
若果找到一个周到体贴的男伴，认为照顾爱护女伴是男性的责任，那太好太好；如不，大可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去跑天下，自得其乐。
真的要求男女平等，先要舍得放弃许多女性特权。尽义务，负责任，并非易事。
《两个女人》中，施扬名和任思龙的一段情最后无疾而终，导火线也是因为经济问题。
任思龙的经济环境比施扬名好得多。施扬名打算离婚，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坏人，他要负起分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又想凭自己的能力和任思龙组织二人世界，当然就捉襟见肘。
任思龙不见得会陷他一块捱苦。
由贫困到奢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由奢华回复普通，见谁开心过了？
话不投机，任思龙会说一声“拜拜”，回她石澳海滩豪华舒服的别墅。
她不会接受施扬名的说辞了：“可是我只配住大厦中的小单位，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思龙，你如果爱我，你不会反悔。有什么事，请你与我辩白，请你不要一走了之，表演得那么潇洒。”
可是，当初他喜欢她，岂不是因为她比旁人都潇洒？
恋爱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恋爱终于牵扯到生活的实际一面，各自的面目便原形毕露。
谁都能领略到阳光后的阴影，或是黑云后的金边，叹人生无常，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说。
香港女性或许是中国女性中最独立的一群，香港有出女强人的较佳环境。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着一种前驱性的意义。
然而，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香港女性同样要承担。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曾分析道：
男人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
这种“爱”无疑害苦了天下女性。
所以，又有一个伍尔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
她设想得多么美妙，偏偏就有一个亦舒，全力赞成她的这种妙想。
因为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亦舒笔下很少出现香港另一女作家陈宝珍所描绘的那种境况：受困于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亦舒的女主人公经济尚可，即便像子君等出走的女性，一间房子也不成问题，了不得就是从华宅搬到公寓。史涓生一次就补贴了她三十万。
这亦是亦费的厚道之处，有时候她就喜欢自欺欺人，因为这样日子会好过点。中国不是有一成语，叫天从人愿吗？
但事实呢？事实当然没有幻想那么美丽。
只不过亦舒不管那么多罢了。所有的言情小说都会有这么一个毛病：将爱情神化而将环境虚化。
亦舒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女性的精神独立上。
从来就看不起以女性本身条件去迎合男性的那一类人。
为什么要去理会男人喜欢什么？她说我就是我。
故意收起真性情去迎合某人某事，肯定是极之痛苦的营生，所得到的，永远是无法弥补所失去的。对一切人，都最好以真面目相示，以免回后造成美丽与不美丽的误会。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就很合她的心意。
如果说，宝钗有点矫情，黛玉显得偏侠，独湘云乐观热情，豪放开朗。
如果说，宝铁是社会美，黛玉是艺术美，那么湘云就是自然美。
“在冻云阴雾低沉，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更深深地呼一口气。”王昆仑这里说的，就是史湘云。
从黛玉那儿感染的抑郁，在宝被那里受到的拘谨，来到湘云面前，都一扫而光了。
这是在明霞空气中盛开的艳丽花朵。吃鹿肉划酒拳，口吐珠巩，醉卧花荫，给了我们多少的青春喜悦。
她的洒脱，她的豪放，都带有一点男性气质。每次出场总是以朗声大笑和高谈阔论露脸，主持作诗时居然规定“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多次取笑贾宝玉女性化的脂粉气，声言不怕爆竹、不怕鬼。在烙守规范的宝饮，天天吃药的黛玉面前，湘云真是个英豪阔大的“男子汉”。
她的身世也不见得比黛玉好，襁褓之中父母双亡，寄居叔叔家相当窘迫寒怆，但她却个性独立，精神自足。大观园里她笑得最多，活得也最轻松。这不是虚幻的精神自欺，也不是醉生梦死，在危机逼近前夕也许有点不协调，然而却发自真心，永远给人欢欣朗丽的生活诱惑。
亦舒写唐晶、杨之俊等人物，就是往这种性格上靠的。
唐晶容许别人诉苦，但不能超过十分钟，她对子君说：“每天只准诉苦十分钟，你不能沉湎在痛苦的海洋中，当为一种享受，朋友的耳朵忍耐力有限，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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