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她的婚姻出了问题，避之则吉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朋友倒是关心她，如挚友唐晶，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支持她，可是有一天，她却把唐晶骂出了门：
“你一向以为自己比我能干、博学，对我，你爱骂爱讽刺我绝对没话讲，给点小恩惠，你就以为提携我，你对我，恩重如山，情同再造，你伊然做着小型皇帝，你太满足了。谢谢这一年来的施舍，我不要这种朋友，你高高在上的找别人衬托你吧，我不是百搭。”
亦舒促狭式的写实风格可见一斑。
她像个看戏的人。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早就说过：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而人是最拿不准的，人与人的难以沟通，不全因为外在力量对人的捆绑，而是由于人性自身情与理、爱与欲的搏斗与厮杀，甚至自己都很难清醒地意识。无意的流露，有心的隐藏相缠绕，行动与结果的背道而驰……组成了复杂的人生。
因此亦舒不会写现代神话，更不会沿袭“灰姑娘”的模式。
在她生活的环境中，历史的机遇加个人的聪明才智，会造就强者与成功者，同时也就有了弱者与受挫者。而没有谁不想生活得更好，这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活法。
《喜宝》中姜喜宝的活法，无疑是卑鄙的。而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是亦舒那种对“卑鄙”的干脆刮落，却又不动声色的写法。
她写喜宝不断地在出卖自己，第一次出卖给韩国泰，是在追忆中完成的，算是虚写；而第二次出卖给勖存姿，就是实写了。
姜喜宝在飞机上认识了勖聪慧，应邀到她的家里作客——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忽然进入了豪富之家。开初她并不当一回事，因为没有怀着什么目的。
是勖聪慧的父亲勖存姿一见她之下，为她的青春和聪明所吸引，一面之交，便用极其直接的方法，提出要买她。
勖存姿开门见山是这样说的：
“我已是一个老人，我很坦白，毫不讳言地说一句，原谅我，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作一项交易如何？”
喜宝的反应是：
“牵牵嘴角，拉开门……‘我替自己悲哀我看上去像妓女……最后我或许会把自己卖出来，但不是这么快’转头出门。
喜宝拒绝了勖存姿。可是，“转头出门”不到十分钟之内，她想到了现实。
她要读书，她要生活。当然，她不用怎样奢华，但至少要照自己最起码的意愿活下去。
所以，她又回到了勖存姿“狡兔三窟”中的“一窟”。
见到勖存姿，张口就说：
“我回来了，我适才不高兴是因为那戒指上的石头太小。
语气很平静。
这项交易便算成功了。
“从此之后，我是他的喜宝。”“我到此刻才发觉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多么恰当，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做这种女人。”
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都会里，到底会发生多少桩这样的交易呢？亦舒耳闻目睹，想来也很难激动得起来了。她的一派现实，原来是有客观的生存现状作垫子，是由社会所造就的人事沧桑所激活的。
因此她在结尾中依然余音袅袅：
“勖存姿的故事是完了，但姜喜宝的故事可长着呢。”
就因为喜宝说过：“爱情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钱足够购买任何东西，包括爱人与丈夫在内。”
喜宝的直率与坦白固然令人齿冷，亦舒的平静更值得人深思。这里似乎很有点张爱玲的味道。
言情小说中缺乏社会现实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偏颇之言，亦舒的作品，为打破这种闷局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亦舒的小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写作。
请听她的自白：“我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布尔乔亚和知识分子的。”
在大众阅读的识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可信赖性。
这不仅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圈子的人，熟悉那个阶层的生活，她写起她们来，很是得心应手。
她写这些人的生活、爱情，塑造这些人种种不同的形象，写他们的快乐，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成功，写他们的挫折，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苦闷，写他们的种种心态，现实生活显然有大批这样的人在…”
——倪匡《我看亦舒小说》
更因为亦舒在写这一阶层的人时，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
《银女》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异数。这部作品极深刻地接触到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但一样维持着她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大量的廉价同情洒向小人物的身上，也不把一切人类的美德都加在小人物的身上。
说到底，题目虽然取自于底层女子，颂扬的对象仍然是身居港府医生高位的林无迈，亦舒其实也没有跨出她所熟悉的生活圈子。
《银女》开篇也是一个婚恋的故事，林无迈与丈夫陈小山婚变后，陈小山再婚，他的情人之一崔露露蓄意制造车祸以殉情。陈小山死后，他的另一个情人银女找上门来借钱，林无迈见她怀了孕，处境艰难，便收留了她，谁知道却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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