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自认为，文人清廉，也是应该的，那么喜欢写，畅所欲言，又写了那么久，已经够开心。加上量人为出，小心翼翼，这么些年来，不惜不赊，不拖不欠，从不收稿酬以外的利益，甚至没有预支过稿费。
当她听到起码有两位作家，坐着劳斯莱斯去与老总谈版税，立即哗然，很委屈地说：“我，一直是地铁乘客。”
许多人觉得写稿是天下第一营生，因为无本生利嘛，一支笔在手，一叠稿纸铺下，便可天花龙凤，恣意所为。
这是多么残忍啊，亦舒说，竟没有把写作人的时间心血精神算进去。
不知多少次，亲友问：要不要打牌／游泳／旅行／组饭局／聊天？答案都是，不，要赶稿。
据冯湘湘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一直在香港长到了三十多岁，亦舒都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和太平山顶，因为没有时间。但被组织者“骗”到书展，一句“亦舒来了”，当即签名签到手软。
她还有一个好习惯，从不拖稿，且不会“临时抱佛脚”，一天交一段稿。小说连载，往往能一气呵成，尽量木给人以断裂感，这在香港地是很难做到的。有的写作人一天好几个专栏，A专栏的稿子飞到B专栏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上一段与下一节联接不上，更是经常招人非议的事。
亦舒不想这样，所以才常常要赶稿。嚷嚷得多了，亲友们都知道，她会有许多存稿的，不劳担心。
多少个清晨，不论寒暑，黎明即起，伏案苦写。而写还不过是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怎样辛苦准时交稿才更重要，倘若写得不好，也是杜然。
似千斤重担压在肩上，因此，似乎从来没有最快乐的一日。
试想想，几十年如一日，全职工作，业余写作，为的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做梦。
什么样的梦都有。
梦见前世与下一生，过去与未来，梦见所爱的已逝去的人，又梦见不可挽回的感情……
一门心思地做梦，一有空就做，逮着机会就做，做完又做，直至一切的梦都变成小说。
读《红楼梦》的次数多了，就了解到，梦其实是人生的缩影。
每个主角都做梦吗？全无例外。在梦中，他们得偿所愿，即使不是高高兴兴，亦苍茫得心甘情愿。
梦的好处是精简扼要，很少有人会在梦中烧饭睡觉洗衣服于家务带孩子。梦的情节永远大悲大喜，惊愕突兀，没有平凡的梦。
小说主角的梦更加可以肆无忌惮地多姿多彩，有时他自己以为已经醒来，但是没有，梦中有梦，一个梦破了，他仍然套在梦中，待真正醒来，反而更加迷糊。
由梦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几乎弥漫了一部文学史。
无论是“梦游天姥吟离别”的大诗仙李白，还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南唐后主李煜，甚或那位时已六十有人却还写下“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放翁，以及写下世界名剧《仲夏夜之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都借梦抒怀，由梦造境，寄愿梦中。无不表达了对理想的梦寐以求的追寻，对臆想中好梦成真的热切向往，和梦幻破灭后的万般无奈与悲叹。
《红楼梦》、《三国演义》、《桃花扇》《聊斋志异》等，更是处处见梦，亦真亦幻，在现实中徘徊，在梦境里行走，忽发恍然，忘归来路，不知汉魏。
人生当然有美梦，也会有噩梦。但对于一个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的人来说，梦中也会有踏实的感觉吧？
亦舒算得上是追求“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罗衣》中，就以寓言形式披露自己一生的志向。
那也是梦中世界，排满了色彩缤纷的罗衣，姓倪的少女，却偏偏挑中一件棕色的不起眼的袍子。因为她喜欢写小说，愿意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并为此承担风险。
这很浪漫。
在这里，浪漫是一种心态，绝不等于玫瑰花与烛光晚餐或是跳舞到天明。而是不辞艰苦追求理想：一定要走这条路，换而不舍，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是的，只能做一件事，弃了笔的作家是值得怜悯的，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一件事。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他的内心一定是焦虑和凌乱的。
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就不曾抱有初衷，而只想凑热闹。当热闹冷完了，他们也该到别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天下永远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热闹。
而写作，从来就是一件寂寞的事业。
周涛的这段话，想必亦舒看到，心里也会戚戚然吧。我也受过扰乱，产生过疑问，这时候我就来到一个视野空旷的地方，独自默看着那座博格达神。它仿佛能够医治我的灵魂，因为我信任名。渐渐地我平静下来，在一种严峻高目光所俯视下，你无形中会反省自己，物欲的骚动会平息下去。我想，神呀，你一生中究竟做了多少事呢？你仿佛什么也没做，连一点也没挪动过，你一生所做的事不过就是站立着，永远也不垮下去。你远远地离开人们，远远地看着人们争来斗去，生老病死；一代人的经验智慧随着他们的肉体埋进土里，下一代人又重新开始那个老一套，他们忙忙碌碌，终生忧愤，似乎有永远做不完的事，临老，到彻底休息的时候一想，原来什么也没做。
时间到了，铺——笛声响了。
所以人们老是想着：“要是能够重活一回多好！
但是，那也只能是梦中的祈祷罢了，“无处活凄凉”才是赤裸裸的现实啊。
我们至此大约可以理解，亦舒为什么要不断地写写写了，有梦的人生才是七彩的人生。
再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名。
谁不爱名呢？从我们老祖宗起，就已知道名声对人是如此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把什么“光宗耀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正言顺”，“扬名立万”等等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倒背如流。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无非也是在求取功名，科举制度在此起着推波逐澜的作用。〈编林外史》里范进中举那一章，正正是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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