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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我会随遇而安。在初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势补。白波的出现,真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液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

  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利相待,罗氏伊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份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喻,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传的理由为她是明煤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 月13日进攻上海,一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苏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布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布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放”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抵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一百三十六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倒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仟诲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我完全肯定我和梁自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大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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