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调到第二座监狱来，提审的次数多了，外调的人也多了，三天两头被叫到提审楼去。这里的提审人员似乎水平高些，态度也温和些，这对犯人来说，似乎感到自己是个人。狱卒手上也不带那敲脖子的小木片，感到这地方像个人间社会，不像地狱变相图里的阎王殿，因而在提审或外调时情绪比较松弛。由于松弛，有时忘了自己的罪犯身份，说话和动作有些随便。某次提审，主要问题讲清后，我说现在报上在批评某些文艺作品，我能否写点文章，参加批评？提审员瞪了我一眼：“这是工农兵群众的事，工农兵会批，你是什么人！用得着你批吗？乱胡说！”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一次，逢到中秋节，我说漏了嘴，叹息“每逢佳节倍思亲”，向提审员陈述自己的思想苦闷，他咧开嘴一笑，马上板起脸说话：“你们这些文化人，不要以为住一阵监狱，把你们放出去劳动改造就算完了；别做梦，你叶浅予问题够严重，对你说明白，给你判个无期徒刑，也不算过分。别想得太美了！”
这一次敲打，专政机关的铁板面孔显示出来了。
回到牢房，仔细琢磨“无期徒刑”这句话。虽然吓人，到底不是法庭的正式判决。就我的问题而言，大字报可以无限上纲，“美蒋特务”的帽子可以乱戴，究竟没有确实证据。逼供信对红卫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某些老油条来说可以天花乱坠，胡诌一气，无中生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中伤他人，用以欺骗那些毫无头脑的造反派，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残害了多少无辜好人。但监狱里的提审员毕竟不是一般造反派，他们有一定是非水平。如此奚蒋吓唬我，表现了他们一定的政治警惕性，也表示其地位的权威性。我若认真当它一回事，弄得自己谨小慎微，事事掂分量，今后的烦恼就更多了。经过这一番思考，意识到我命运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只怕像国民党那样，不定罪，不判刑，长期关着，把你折磨到死，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次政治运动，不管时间多长，总有结束的一天，既然闯过了求解脱的一关，必须坚定求生的决心，熬到最后一天。
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忽然命令又要搬家，不是远离，而是近迁，搬到另一所监房里去。那监房在监狱大门西侧，是平房，独立的一条长洞子，牢房窄小，只四五平方，有暖气管，安在紧靠房顶处，举手碰不到，当然为了安全。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出过几次外调，凡是外调，一般总和被调查者的政治面目或政治历史有关。记得在某次调查中，竟是一桩生活小节。原来有个朋友向造反派交待，叶浅予在重庆”时，曾在他家存放过一卷日本“春宫”画，在某一天和某某某某一同观赏过，要我交待这几个同观者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这使我伤了好一会脑筋，总算交待出来了，没让那位外调人员空手而回。一卷春官画，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仔细一想，区区小事，也可能上到政治大纲上去，在叶浅予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下，记上一笔诲淫诲盗的账，也能对运动立上一功吧。我在这篇回忆录里记上这一笔账，可能和我那位朋友一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两个月后，回到原来的牢房，发现长洞里安上了暖气管，走进牢房，和暖如春，这时正是数九寒天，得此待遇，感到无比幸福。坐到大炕上，忽又想到饿了两个月的臭虫群，今晚必有一场房战。正在忧虑之间，眼睛注视到大炕的木板上，有一样新鲜东西投到视觉里来，仔细一看，发现一排用刀刻的小字，是日文，不认识，不管它什么内容，可以肯定这间牢房曾经关押过日本人。由此推断，抗日战争那八年，日本统治者使用过这座监狱，禁闭过他们的同胞，也可能是汉奸统治北京时关押过日本人。这么看来，这间牢房象征着某种国际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种人世因缘，值得长期留在记忆里的事件。这晚我做了一个梦，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间房里相遇，言语不通，吵了一架。
自1968年秋季到1970年春季在这儿过了将近两年。冬季好过，夏季难过。每到盛夏，楼里大规模打一次滴滴涕，地上密密麻麻布满臭虫尸体，心理上得到一点安感，可以安安稳稳睡几晚了。但时过不久，小动物又很快繁殖起来。总之，在这座监狱里，最头痛的事是和臭虫打交道。自从1970年春季迁到“秦城”，这种苦恼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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