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怀着“四人帮”倒台后的喜悦心情，回到久别的故乡富春江畔。青年时期脑子里积淀着的山水情趣突然发酵，于是追踪黄公望的脚跟，画我的《富春山居新图》，当时只起一个提纲式的初稿，带回北京。第二年又去，爬山涉水，搜集资料，完成了第二稿。第三年一场大病，未去故乡，直到1979年才开始经营第三稿，1980年5月完成。
我长期以来只从事人物画创作，虽然在深入生活中也画些风景山水小品，但只能算是副产品，从未想过要在山水方面画什么大创作。这个《富春山居新图》，可以说是我的一件别具一格的特殊产品，它的产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在此画的后记中提到了这一点：
中国画家在探索自然生态相互关系中的审美表现，发展了山水花鸟画。我是画人物的，我的职责是发掘人和社会的美，为什么富春山水竟能推动我花费三年精力经营这个长卷呢？简单说来，原因有二：一是经过十年精神创伤，使我不敢再去触动人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二是富春山水哺育了我，我要把它画出来，抒发我对祖国大地的感情。
富春长卷完成之后，故乡桐庐县成立旅游局，把屹立在富春江边的桐君山辟为旅游点。有人建议把《山居新图》放大，悬挂在山上“江天极目阁”的茶座四壁，作为大好河山的点缀。我接受了这个建议，邀请中央美院山水研究班刚毕业的姜宝林和王镐两位同学，帮我放大，计高一米，长三十米，由我自己题上画题和后记，于1983年春节完成，作为我献给故乡的一份赠礼。
富春山居和长安四图完成，时间大约在1981年前后。计算我自1943年以来，从事中国画创作已近四十年，如果从1927年以来的漫画创作算起，那就快近五十五年了。当时我的年龄已七十五岁，心里盘算，是否可以开个个人画展呢？我把这意思透露给美协，美协同意，说当年不行，1982年春夏之间会场有空隙，定在那时怎么样？我问场租和其它开支怎么算？回答说，场租由美协承担，至于其它开支，给你出个主意，请中国画研究院参加为主办单位，由他们出几百元钱印目录请柬，也就够了。这么一安排，什么都解决了。
1982年初，我开始编选展品，《富春山居新图》放大稿已在“藻鉴堂”制作完成，从中截取了春夏秋冬四段，删去其它部分，独立为山水四大幅；向历史博物馆借来《北平和平解放》，向中国美术馆借来《中华民族大团结》 ； 也巧，河北省广宗县文化馆的施股辰给我寄来1966年在邢台创作的《民兵大演习》大幅，加上曾在1981年参加过中国画研究院院展的另一大幅《高原之春》一共凑成八大件，在美术馆的大展厅里足以压得住。当时还考虑要不要速写画稿，我心想，铅笔稿又小又不起眼，干脆不要。那么我这个以漫画起家的草寇，要不要把《王先生》和《小陈》搬出来和年轻人见见面呢？朋友们都主张要，可是原稿都在抗日战争中失散。咋办？有人出主意从画集中翻拍照片，结果，只选了《王先生》一组，《小陈留京外史》一组，作为历史文献放大展出。最后，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赖以生存的速写画稿，铅笔稿不能用，便在大量的墨笔稿中选出十几幅，编入目录。与此同时，还从解放前的漫画稿中选出《战时重庆》和《天堂记》两套组画的个别作品，以反映我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画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叶浅予画展”于1982年6 月12日在中国美术馆右大厅开幕。作品八十一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漫画、速写、插图计二十二件；第二部分从《中华民族大团结》到《长安怀古》计三十一件；第三部分舞蹈戏剧人物计三十八件。举行预展那天，30年代《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来了；抗日时期的老战友胡考来了；美协负责人江丰、华君武来了；中央美院的老师李可染来了；研究院负责人蔡若虹也来了。
文物出版社的王仿子前几年把他收藏的全套图画《晨报》送给了我，那里面有我的《王先生别传》第一回到最末一回。他来看画展，看得特别仔细。影友鲍乃横拍摄了会场情景，宣相权拍摄了会场活动中的至亲好友，贴了一本相册送给我。那天到的几乎都是熟人，我的女儿叶明明把戴爱莲也请来了。最有意义的是这天中午在甘雨胡同我的住处举行了一次家宴，半瘫的老伴正人美亲自下厨监督做菜，几位熟朋友自我庆祝了一番。
在展览会场里，朋友们向我道贺，我说再过五年，我就八十了，解放前小型画展举行过多次，解放后却是第一回。这一回，把陈年老古董都搬出来了，可以算得一次从艺五十五年的回顾展，既算空前，也算绝后。朋友说，这规模，对你叶浅予确实是空前的，可怎么说绝后呢？我说，再要办一次画展，就得拿新东西，可不能摆旧摊子炒冷饭。我虽没老到不能拿画笔，但是艺术生命到底有个衰竭的时候，老天爷让我再活五年十年，我能保证拿出五六十件好作品来吗？我是个要强的人，为筹备这次画展，思前想后，惦量过自己多少回，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于老着脸皮把一生的货色全端出来，若还不绝后，那就太不自量了。
现在风气，凡开画展，都要有个前言，一般都请别人写，我觉得最了解我的莫如自己，还是自己动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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