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独放的契斯恰可夭素描教条，束缚了我们二十年，1980年的素描教学会议才开始解冻，承认素描的百花齐放，承认要根据不同画种的需要决定教或不教和怎么教。我在这个会上作了书面发言，除对素描表达了我的看法，也对国画教学特点提出了我的意见：
（一）线描造型是中国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有手段，从来学画都是从白描双勾入手，以骨法用笔取形；一开始就用毛笔造型，在练笔中练形，在练形中练笔，二者齐头并进。
（二）学国画的传统方法是光临摹、后写生，二者反复交替进行，提高造型和用笔的能力；临摹并非单纯练笔，要兼学造型；写生着重练形，同时学练笔；二者方法不同，目的一致，使造型与笔墨紧密结合。
（三）我国“五四”以后兴起了美术教育制度，从西方移植过来，先学素描，从而发展了油画版画新品种，但在解放以前的美术院校中，国画专业教学仍然遵循传统的方法而自成体系；解放以后，这个体系被“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打乱了。
（四）素描课的对象是人，从石膏到人体都是为了研究人，表现人。认为只要把人画好了，造型能力就解决了，甚至认为只要把素描画好了，拿起毛笔画宣纸，就是中国画了。事实证明，这是不科学的。以山水花鸟为例，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切生态，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画人，不能保证能画好山水花鸟。
（五）过去二十年过份强调以人物为主的教学方针，排斥了山水花鸟，出现山水花鸟的断线，从而也枯竭了人物画的技法营养。
新的教学方针所以把人物、山水、花鸟颠倒过来，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当然，经过时间的推移，可能还要颠倒回来。但是，一个新措施的推行，总得让它稳定一个时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折腾。
三十二字研究班
1979年我恢复工作以后，国画系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1980年教学体制改革；二是办了两期研究班，一期人物，一期花鸟、山水，学程都是两年。
人物研究班是1979年根据文化部的指令招来的，原定十二名，后又增加四名，共十六名。这个班由我负责，姚有多当教学班主任。开班的任务是培养较高水平的创作干部和院校后备教师，入学资格规定美术院校毕业，或具有同等业务水平者，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学生中，本院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占一半，自学和文化艺术馆美术干部、中学美术教师占一半，他们都有一定的美术工作和创作实践的经验，并已显示出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我们根据这个特点，着重因材施教，发挥自学的积极性。两年中安排了几门必要的技术补课，开设了水墨写生、重彩临摹、人体速写等课，其余时间，按个人需要，安排自学；指定沈宗赛的《芥舟学画篇》、郭熙的《林泉高致》、邹一桂的《小山画谱》为必读画论。两年中还分赴敦煌和永乐宫学习古代壁画艺术，同时在两地附近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规定最后一个学期为毕业创作单元，交毕业创作一件和有关中国画的学术论文一篇。在教学过程中，提出了三十二个字的教学要求：
取长补短，因材施教；自学为主，启导为辅；涉猎中外，吞吐古今；鼓励独创，打破划一。
我和姚有多随时研究在学习上出现的问题，抓住课堂和实习单元的成绩观摩，鼓励学生自评与互评，充分注意各人的特点，尽可能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做到取长补短。记得我曾指出练笔要有内容、有目的，不能单纯为练而练，反对“无的放矢”；对人体写生课指出进过美院的人应特别注意人体在运动中的解剖变化，没上过人体课的人应补足解剖知识；学习古代壁画回校时，指出欣赏魏画变色效果，不是学习敦煌壁画的正确态度，同时对永乐宫形象的变体画加以鼓励，这是希望学生对生活形象具有面面观的想象力；有的同学在人物写生习作上添了一枝花或题几个字，当作创作，指出这是形象游戏，应该反对。
这一班的毕业创作，严肃认真，内容多样，形式多样，体裁多样，风格多样，受到美术界的重视。他们的毕业论文，也写得相当出色，有几篇分别在《美术研究》和《中国画研究》先后发表。浙江美院的领导还到我们系来交流经验，要我们把毕业创作送到浙江去展览，这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当1979年人物画研究班招生时，许多人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办花鸟山水班。这一问，问着了我们偏重人物、轻视花鸟山水的老毛病。1980年开办了花鸟山水两个班，学生每班五人，花鸟班由李苦禅、田世光负责指导，郭恰宗为班主任；山水班由李可染、梁树年负责指导，张凭为班主任。花鸟班还请南京艺术学院教师高冠华来京兼课，山水班请天津画家孙克纲来京兼课。这两个班1982年毕业时，分配工作遇到一点麻烦，学生都想留在北京工作，不愿回原地方去，但也不让学生自谋工作。这要追究到行之很久的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的制度，历来分配毕业生，不太尊重专业特点，往往不对口径，找错婆家，姑娘不愿，不得不退回娘家，重新分配。
人物班有个学生，分配到山东，本来决定送到山东艺术学院去当教师，可是那儿的人事部门把他派到群众艺术馆当干部，他不愿意，于是回到北京，要求重新分配，扯皮扯了两年才解决。花鸟山水班也有这种扯皮现象，拖了半年才分配完毕。因此，考虑到我们的就业分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条件，必须彻底改变，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才能避免这种麻烦。关于就业分配，除了打破现行的人事制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正在发展，就是：社会对美术人材的需求正在萎缩，对美术作品的需求却在扩大。换句话说：社会上要画不要人，宁肯出稿费买画，不愿在单位里养一个画家。这个情况“文革”前已经抬头，“文革”中反“三名三高”的大浪把它打了下去。现在城市经济改革即将来临，大锅饭吃不长了，1985年美院招生，讲明不包毕业分配，考生不多，招不足额。看来，人事制度和办学制度不得不根据新情况，作出应变的准备。
美院领导层曾考虑改变办学方针，专办研究班，不办普通班，他们看到研究班的创作水平相当高，培养也省事。现在应该分析一下研究班的成绩如何得来？我认为根本条件在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社会上积聚了大量被遗忘的有才能的好学之土，我们及时把他们收集起来，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合理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成绩的得来有其偶然性，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偶然性，看成必然性，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今后再办，是否有此成绩，值得研究。如看到1984年不太理想的进修班成绩，可能会清醒一些。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当前学风不稳，普通班毕业成绩内容空虚以及华而不实的现象，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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