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还通行喇嘛私有财产制度。一个喇嘛如果经营得法，很容易积聚财富。他的子侄辈在本院当喇嘛，可以继承他的财产。按寺院规矩，喇嘛死后没有继承人的话，他的财产应归公有。为了继承财产，他们乐于把子弟送进寺院去。一旦因为环境需要，喇嘛也可以还俗，不像内地寺院，认为还俗是丢脸的事。西康某地，一个土司死了，没有儿子继承官职，地方上的人要他的当喇嘛的老弟出山就任，这位佛教徒就顺从公意，弃僧还俗，当了土司。
格桑悦希在拉萨当过喇嘛，认为喇嘛制度阻碍了康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有此障碍，西康的一切建设计划将成为空谈。要强制改革寺院制度，并非不可能，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和康藏的生活方式不能分割，若操之过急，可能激起人们的反感。最好从提高喇嘛的品质做起，造成寺院的清高地位，使喇嘛逐渐脱离俗务，专心于宗教事业。另一方面多办学校，普及教育，自然而然减少了制造小喇嘛的机会。等到寺院不问世事，当喇嘛的只管念经拜佛，习净养性，一般利禄之徒自然不愿把子弟送进寺院去了。这是格桑悦希的移风易俗法，不脱佛教徒的消极本色。我虽不以为然，但他是西康人，当然更懂得西康人所愿意接受的一套理论。
10月26日
西康的从政者，为了顺应本地的风俗习惯，多多少少都愿意带点宗教色彩。张代主席家里有经堂；李会办有经堂；刘县长有经堂；武委员是佛教徒；省党部书记长也相信风水巫卜之术；刘主席有四个大经堂，分设在雅安、成都、康定和他的家乡。康定经堂供着一百多尊铜佛，四壁挂满“淌卡”佛画，由两位女喇嘛管理供养。信佛的风气，成为从政者的必要条件，我能够理解。然而，宗教的束缚，毕竟是康区社会走向进步的一大障碍，为了改变西康社会的落后状态，我衷心希望能够打破这种旧观念。
10月29日
三十多匹牲口的驮队，上午11时齐集康定东关，学本、爱莲和我三个人各骑一马，随带行李四驮，其余牲口都装康藏贸易公司的硼砂和布疋，格桑老太太坐了一乘滑竿，夹在队伍里。管牲口的七个人腰佩短刀，背挂“格乌”（保护神），雄赳赳，气昂昂，散在队伍前后。他们还有一条大狗，在牲口中间穿进穿出，像个押队的。我们和悦希夫妇告别，上了马，随队伍出发。这时，有个叫化子点起一串鞭炮，劈劈啪啪，向我们讨利市钱。这倒是旅行中初次遇到的事，旅程遥远，为了求个平安，落得花几个钱，讨个放鞭送行的欢喜。
按照西康人的习惯，这样的驮队到了宿地，人和牲口要一道在野外露宿。因为有格桑老太太，加上我们几个文弱汉人，驮队特地带了个帐篷，免得我们被风吹雨打。驮队5 点半到达瓦斯沟，不进街市，就在一里外折多水边卸货、放牲口、搭帐篷，不到半小时，一切就绪，菜也煮好了，大家围着野灶喝奶茶。这时牲口都已上山吃草，等到暮色渐浓，管牲口的放开嗓子叫起“达、达、追、追”，把牲口唤回来，地上钉了绳索，拴住牲口的前脚，马和骡子就服服贴贴地站着，把胃里的青草倒到嘴里，用牙齿细细磨嚼，然后吞下装进另一个胃囊。三十多匹牲口围着帐篷悄悄地反刍它们的晚餐。我们的晚餐也准备好了，是牛肉和锅魁（一种烧饼），加上酥油茶。
帐篷里格桑老太太睡帆布折叠床，学本、爱莲和我就地铺了毯子，盖上被，睡了。驮队和滑竿伏在外面打野露宿，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从此开始。
10月30日
5 时起身，曙光渐露，下弦月还徘徊在山顶上。我们在溪水边洗了脸，刷了牙，又喝了茶。格桑老太太的滑竿和我们三匹牲口先出发，绕了一段山路，通过瓦斯沟市镇，走到大渡河边。对面来了一乘滑竿，滑竿夫和我们打招呼，仔细一瞧，原就是来时抬学本的那个不吸鸦片的陕西人。
两点半到达沪定桥边，牲口过索桥颇费周折。先卸下货箱，将牲口—一强拉过桥，再雇背子把货箱运到对岸。牲口过桥，每一匹要付一百元过桥费。将近天黑，才布置好宿营地。
沪定设立了一个运米的临时机关，凡驮帮经过此地，都实行康定的乌拉劳役制度，强制拉米去康定，一个来回就得四天。我们的牲口刚过完桥，驮帮就被拉去，强迫他服一次劳役。幸亏学本和运米机关的总管相识，人家给了个面子，允许从雅安回来后再当差，否则我们就得在沪定搁浅四天。
拜访沪定县长，打听二郎山上安全问题。县长说那晚抢劫干海子的土匪一共十三人，已抓到九个，这几天正在大规模清乡，山上驻扎了部队，放心上山吧。
11月1日
一夜大风雪，二郎山顶全部变白，我们躲在帐篷里不算太冷。管牲口的人穿起生羊皮袄，睡在露天，现正从雪窝里钻出来。驮队转过山背，路上已经冻冰，马蹄在冰上走，发出铿锵的声音，惊破了静寂世界。这一段路特多小树枯枝，迎风的一面，粘着的雪冻成了冰，真所谓玉树银花晶莹夺目。冰冻路滑，不敢抄小路，一直沿着公路走，山高雾重。四小时后走出了云雾，却是另一个世界，只见红叶满山，流水温偏。走到两路口，红叶不见了，山是青的，草是绿的，我们已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11月3日
从康定出发，我脚上穿的是藏式“蛮靴”，腰间挎着藏刀；爱莲头上戴的是狐皮藏帽。驮队快到天全时，村子里男女老少一哄而出，看蛮男、蛮妇、蛮狗、蛮马。我们穿过天全大街，好象马戏团过境。
11月4日
今天是骑马的最后一天路程，我们起得特别早，6 点45分就离开猴子坡宿营地。将近始阳场时，有父女二人跟在我们马后面走，互相攀谈起来，知他俩是从名山县受雇背货到天全，在天全交了货，现在回家去。他们来回要走五天，代价却不高，除了住店及伙食费，剩下的钱极少，出来的目的，不过是节省家里的粮食而已。那父亲有烟瘾，一到始阳场就钻进了鸦片馆，女儿很结实，一直跟着我们走，对于父亲的嗜好，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快到飞仙关时，父亲过足了瘾追上来了。
这一次四百里长途，骑在马背，宿在帐篷，不但嗅不到鸦片气味，连烟容满面的人也少见。今天路上见到这个吸鸦片的父亲，使我重新想起9 月间这条路上滑竿夫的脸相。
11月6日
学本接洽好小包车，今天从雅安出发回成都。小包车虽然比路局的班车贵五六倍，可是又快又平安，多花点钱也值得。听说前几天在名山附近翻了一辆卡车，死了二十余人。小汽车停在车站上装行李，武装人物送来两条“黄鱼”（私带旅客），要司机带走，司机只能听命。“黄鱼”也是武装人物，攀在车窗外面，站在踏板上，御风而行，活像早年军阀座车两旁站着的马夫，而坐在后座的我们，等于带了两个保镖的大人物，小包车可以横冲直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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