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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经过一个月筹备,第一期《今日中国》于1939年上半年出版。承担印刷的是原承印《日寇暴行实录》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是香港唯一的一家拥有新式凹版印刷机的厂家。画刊印出后怎么发行?第一批对象是本港和东南亚各地的书店;第二批对象是美洲和欧洲可能联系上的大书商;第三批对象是大后方的书店;第四批对象是政治部的部与厅;第五批对象是赠阅者,包括我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各国外交机构等。记得各国元首名单中有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邱吉尔。至于这些大人物能否收到《今日中国》那就不得而知了。从1939年到1940年,每月一期,总共出了十二期。画刊的印刷和编辑开支,每月向重庆政治部驻香港的代表“设计委员”成舍我领取。每当领经费时,成舍我总有些政治部的指示传达给我;加上成本人对画刊的内容表示一点意见。综合起来,记得有以下几条:

  一、某期画刊封面印了重要抗日将领的头像,其中有冯玉祥、李宗仁、陈诚……诸人,成表示陈诚应占突出地位。

  二、某期介绍延安木刻艺术,认为不妥。

  三、某期介绍八路军战绩,认为不妥。

  四、某期发表游击战士形象,认为不妥。

  五、某期发表宋氏姐妹在重庆的活动,表示满意。

  六、要多宣传蒋介石。

  这些意见使我明白,成舍我是陈诚所信赖的人。他本来在上海办小型日报《立报》,主编为萨空了。萨于1939年初随《新疆日报》长征团到了新疆,帮助茅盾主持该报的编务。《立报》在香港复刊,看来其政治后台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成舍我于抗日胜利后随陈诚去了台湾。

  1939年到1940年在香港两年,政治部通过成舍我对我控制,我感到不是滋味;同时我在三厅的代理人和供稿人席与群,有时也来信转达三厅的意见,大致和成舍我的意见相似,不过加了点“作料”,就是说还得为三厅本身做点宣传。我感到我这个《时代画报》老编辑的头脑已不能适应官场需要,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每次去见成舍我老板,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因而在编完十二期后,我特意到重庆去看看,是否还能把《今日中国》编下去。

  1940年夏,我取道广州湾,经广西玉林,在资县和桂平搭拖渡到柳州,然后乘湘桂路火车在桂林打了一转,经贵阳到达重庆。一路上遇到不少从重庆出来的朋友,说局势变了,新四军在安徽被蒋介石包围,损失很大,国共合作被老蒋破坏了,你还会重庆干什么?我明知重庆情况不妙,但总得亲眼看看,辨辨滋味,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关于在重庆的情况,我下一节再写,这里还要说一说在香港办画展的事。

  1939年我初到香港时,由于和漫画界老朋友会合,又结识了几位原在香港的漫画家李凡夫、余所亚、郑家镇,大家常在一起饮茶,谈到漫画宣传队在大后方的活动,挑起了在香港组织一次漫画展的想法。我把随身带的几幅宣传布画给大家看,当即一致决定按照这种形式画一批新作,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以“中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名义举办一次抗战漫画展览会。一言为定,每人回去动手就画,不到两星期,作品已陆续交到《今日中国》编辑部,展览地点就定在编辑部楼下电影院大厅里。这次画展规模虽不及1937年南京电影院那次大,参观的人数却多得多。在此期间,适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路过香港,经爱泼斯坦邀请,他与宋庆龄一起参观了我们的画展。

  香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纯粹是个工商城市,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电影院,就是广东戏,报刊没几家。这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其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沦陷后,香港人口骤然膨胀起来。金山、王莹带领的剧团来这儿演过话剧,其中有名的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法西斯剧目《马门教授》一新香港人的耳目。中共在这儿办了个《华商报》,总编是笔名“乔木”的乔冠华;廖承志是延安派在这儿的总头头。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也坐镇香港,代表蒋介石办理对外、对侨事务,黄苗子在他的办事处做秘书工作;《今日中国》能在香港立足,有时也得向他请教。国民党除了这个部门,也还有其他部门和派别的人物在此活动。陈诚的《立报》,老板成舍我是《今日中国》的顶头上司,我得每月和他打交道。此外,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派了人在这儿活动,此人叫王新衡,因偶然的机会,在港九轮渡上,由一个中央信托局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那朋友事后说,认得此人,在某种场合会有作用。此话在此五方杂处的地方也许有一定意义。三年以后此人在重庆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后面我还要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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