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在政治部三厅编《日寇暴行实录》
1938年春季，武汉形势稍稍稳定，蒋介石在大本营里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的亲信陈诚，并特邀共产党的周恩来和农工民主党的黄琪翔当副部长，象征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周恩来推荐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主持对内对外的文化宣传工作。三年前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留在南京的田汉和阳翰笠，也被吸收进三厅，阳当秘书长，田当第六处艺术处长。在田汉的六处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人才济济。原定徐悲鸿当美术科科长，未到任，由倪贻德接替；戏剧科的首脑是洪深；音乐科有张曙、洗星海；电影科有郑用之、史东山。对外对敌宣传处定为第七处，首脑是原武汉大学教授范寿康，部下有冯乃超。有人把三厅的阵容比之为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总政治部，那时郭沫若也在其中。我以为按阵容说，三厅要比当年的总政大得多，不过两者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第一，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阶段，蒋介石尚未叛变，其部长邓演达是第三党首领，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现在的三厅政治部则有共产党的周恩来，第三党的黄琪翔，郭沫若可以说是前后两代政治部的纽带人物。第二，就政治形势和时代背景讲，1927年华北和东南诸省尚在军阀统治之下；1938年华北和东南诸省则已陷入日寇的魔爪之中。所不同者，1927年北伐大军处在气壮山河压倒对方之势，1938年中国人民却处在抵御外海的怒潮骇浪之中。
我在1927年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虽然也经过1925年“五卅”惨案的洗礼，懂得一点匹夫之责，然而对祖国前途该走向什么方向，却是糊涂的。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残杀共产党之际，我跟在朋友后面，前后参加了蒋记淞沪警察厅政治部和海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穿起了军装，背上武装带，还自以为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了。1938年的叶浅予，却头脑清醒多了，知道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漫画宣传队加入到三厅的编制之中，仍然保持一贯的朴素作风。六处要我兼任该处的美术科工作，给了我一个中校军衔的科员职位，我把个人应得的中校饷银并入漫画宣传的活动经费，和大家共甘苦。这种共守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武汉撤退、集中桂林，我被调到七处并派往香港，暂时脱离漫宣队为止。
南京沦陷以后，我军节节败退，日寇沿着长江两岸继续前进，矛头指向武汉。此时三厅已大规模展开了工作。在我记忆中，值得怀念的有这么两次活动：一次是汉口大街上的爱国募捐游行。几十人共抬一面足有一亩田大小的巨大国旗，以大锣大鼓为前导，几辆大卡车装上扩音喇叭，不断播放救亡歌曲和爱国演说。街道两旁商店楼上楼下纷纷向国旗抛金银，飞钞票，声势浩大，惊动全市。演剧队边走边演街头活报剧，漫宣队手擎大布画，浩浩荡荡，通过汉口的五里长街。这气势雄伟的募捐与宣传大游行，一扫南京失陷、我军节节败退以来所造成的低沉空气，重新鼓起共赴国难的高昂情绪。另一次是庆祝台儿庄大胜利。三厅各处全部动员，组织各界群众在黄鹤楼下蛇山矾头长江岸上开群众大会。会场上族旗招展，欢声雷动，郭沫若站在台阶高处，以其洪钟大吕之声，向群众发表演说。长江上的大小轮船与快艇汽笛喇叭齐鸣，我站在漫画宣传队队伍中，联想起三国演义中刘备、孙权两家联盟，火烧曹操十万水军那种冲天气概，感到无限豪情，浑身是劲。晚上回到驻地，和队员们畅谈下午的豪迈气派，谁都觉得中国虽弱，只要全民动员起来，拧成一股劲，这个弱就会变成强，这个道理在毛泽东那篇《论持久战》里说得十分透彻。我们有幸，在国共合作的第二阶段里，得以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浑身气力，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真是幸福。
三厅六处美术科同人，组成了一个美术工场。为全民抗战制造精神炮弹。大概在八、九月间，全体动手，在蛇山矾下的城墙上画了一幅全民抗战大壁画，为以后的美术宣传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式。参加画这幅大壁画的画家有：王式廓、冯法模、李可染、倪贻德、周令别、周多等人。
军委政治部成立后，各战区相继成立政治部，漫画宣传工作受到重视。三战区司令部设在上饶，政治部主任是谷正纲，他向我们提出为他组织一个漫画宣传队。经大家商议后，认为在东南战区扩展我们的工作，有其必要性。这时我队新参加过来几个成员：浙江来了叶冈，广东来了黄茅、麦非、廖冰兄，队里便决定由张乐平领队，陆志库、陶谋基、叶冈、麦非为队员，派往上饶。老队员胡考因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张什、陶令也去西安开辟新阵地，先后离队。我于8月间受三厅委托，去香港督印《日寇暴行实录》也暂时离队。留武汉的队员还有特伟、白波、廖冰兄、宣文杰和黄茅等。
日寇占领南京，大发兽性，屠杀南京人民的暴行在世界传开，也传到武汉。东南前线从日寇俘虏身上接到不少这类照片，汇集到政治部，政治部决定编印一本画册向国内外人民揭露这一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这个任务交给了三厅；由六、七两处派冯乃超、史东山、马彦祥、叶浅予等五人紧急投入工作。我们把这类照片分为烧、杀、淫、劫几类，编成十六开本画册，并搜集日本和外国报刊已发表过的同类照片作为补充，由我携带原稿专程赶赴香港，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代印。将近一个月，印成一万册，交广州铁路局急运武汉。第一批样书由我随身带赴武汉，此时三厅已由武昌昙花林迁到汉口海关大楼，我把样书交给有关领导，任务交待完毕，便等候大批画册运到。不料日寇包围大武汉的攻势愈来愈猛，与此同时，敌军又出兵攻占了广州，切断我大后方和海外的交通。我很担心这批画册能否及时从广州运到。正在紧急关头，三厅奉命向长沙撤退，我和漫宣队会合，一同撤往长沙，三厅在长沙暂驻，漫宣队全体成员以画壁画为主要任务，在车站、码头、通行大道展开活动。过了几天，秘书处的人告诉我，全部画册已经运到长沙，正在开箱清点，准备分送有关单位。这下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要不然，此书流落广州，若被敌人截获，岂不前功尽弃。
这本《日寇暴行实录》如果能够提早运到武汉，让留在这个抗战中心的中外人士都能看到，其社会影响将无可限量。老实说，我们这些为国为民一心抗日的人，如果头脑清醒，行动迅速，利用武汉的印刷条件，在武汉撤退之前早早印出，早早散发，其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偏偏迷信香港的印刷条件，反倒贻误战机，在宣传上吃了败仗。如今回忆往事，其咎还在于我们太书生气，不能适应瞬息多变的战争形势，加上坐机关沾染上的官僚主义积习，遇事只循常规，不讲效果，每每出错。由此而想到八年抗战，最大的错误在于不能准确估计形势，不能利用有利条件，取得战略战术上的胜算。就这本《日寇暴行实录》而言，在长沙大火之前，管发行工作的人如果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及时散发出去，一本一本送到人们手里，倒也罢了，但照当时办事效率看，我实在怀疑其中有些书是否埋葬在长沙大火之中了。
中日签订和平协定之后，近几年，日本政府无视协定精神，对侵华战争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几次挑起教科书事件与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马彦样把《日寇暴行实录》这本书献出来公之于世，警告全世界人民决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1985年南京建成了日寇大屠杀殉难烈士纪念馆，1988年7 月又在宛平县建成抗日纪念馆，我这才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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