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晚参加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中召开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会议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2月2日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枪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闻讯后，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此事件的经过，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
2月3日遵周恩来指示，与博古、李克农等撤到三原红军驻地。
3月8日与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就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红军的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等问题达成“三八”协议，报送蒋介石最后决定。
4月13日、14日奉毛泽东、周恩来电示，找顾祝同交涉西路军余部事，要顾下令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为难即将抵达甘肃敦煌的李先念部，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西路军人员。
7月5日在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7月9日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连日来的意见概括整理后电告中央。
7月20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对蒋介石本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应有所表示”。
7月31日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晤，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改编至8月上旬可以完毕。
8月5日就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事急电中央书记处，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7日与周恩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释放被押至西安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将黄鹄显等33名西路军营以上干部营救出狱。次日，又有210余人获释。
8月9日和朱德、周恩来飞抵南京。
8月11日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随后，被邀请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在会上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月13日与朱德、周恩来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8月中旬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后的名称、人数、编制、正副总指挥人选以及中共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外，还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实力派商谈在南京、兰州、武汉、衡阳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处，以及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8月18日与周恩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并保释部分同志出狱。
8月25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
9月5日应何应钦的邀请出席军政部部务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下旬与博古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南方8省区红军游击队主力改编问题。
9月27日为《时事类编特刊》题词：“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
10月下旬与博古会见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告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11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叶挺商谈新四军组建及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等问题。
11月下旬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撤离南京，抵达武汉。
12月13日南京沦陷。
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与周恩来、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12月21日任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方面代表。
12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为合并后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会后，与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
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
12月26日和周恩来、王明、博古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
1938年41岁
1月初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
1月8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论北方战局》一文。
1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一文。
1月13日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一文。
2月13日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题词：“大时代的中国儿童，时刻准备着加强国际反侵略阵线”。
3月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山西战局》一文。
3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
3月上旬与周恩来会见白崇溶，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问题提出意见。
3月中旬和周恩来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同时，就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事多次与蒋介石、何应钦等谈判。
3月20日与博古、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明与陈独秀三次会见之经过，澄清托派制造的谣言。
本月到黄安七里坪游击战争训练班视察并演讲，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宣传教育。
5月初因病赴香港就医。途经广州，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招待会。
5月下旬同周恩来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
6月28日得知国民党当局要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的计划后，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与发展。
夏与周恩来、博古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
9月2日和周恩来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
10月1日在《国民公论》上发表《从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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