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四人帮”还把北大、清华以及上海师大、复旦当“窗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拼命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后来虽然被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追回来，但已经涂改。江青一伙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
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四、众志成城
面对“四人帮”的肆虐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到不断的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时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重望。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
他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里，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想托以后事又欲语不能的情景。他深切感到，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他在政治局会上宣布他们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位置的路。叶剑英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付“四人帮”的“两着棋”。①
①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1年7月21日。
毛泽东还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铲平吕氏叛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解决“四人帮”问题，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几次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生前没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叶剑英这位跟随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决心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叶剑英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在酝酿阶段，接触面不妨宽一点，做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一旦酝酿成熟，形成决策，付诸实施，便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守口如瓶，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将会误大事。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丑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在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①
①访问云杉谈话记录，1994年8月。
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①
①访问李德生谈话记录，1993年5月。
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以“夫人”身份假借毛泽东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舆论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不仅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有恃无恐，而且在北京也从各方面做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特别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许多事情都走了样。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客观形势出现了变化，“投鼠”已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华国锋支持，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①
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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