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还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先后出国访问缅甸、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并写了西行杂诗《赴莫斯科途中》（十四首）和《访问印度》（二首）、《访波杂咏》（八首）等诗篇。
他在访印期间写下不少诗篇，由随行的邓家栋教授译成英文，受到印度友人赞赏。因旅途劳累，叶剑英在加尔各答突然发病，尼赫鲁总理得知后，亲自探视，并派私人保健医生诊治。②
②访问邓家栋谈话记录，1989年10月。
1956年年底，叶剑英作大西北之行，沿甘肃永登、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直至新疆伊犁。他深入河西走廊，沿途考察，视察了玉门炼油厂、酒泉夜光杯厂、酒泉中学等地，并亲切地接见了驻敦煌的骑兵三团官兵。③
③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武威、酒泉市委党史征集办，酒泉夜光杯厂，酒泉中学，敦煌研究院、博物馆等处查阅的资料。访问徐国珍、苟鑫、秦助国、杨廷成等谈话记录，1991年。
他在此行中，望长城内外，戈壁滩头，逸兴遗飞，诗如泉涌，录下沿途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著名边塞诗《西游杂咏》。他在诗中讴歌“铜铁煤油遍走廊，戈壁荫成瓜果乡”的甘肃；赞美“最新人物最新装，引得春风度玉关”的玉门；吟咏“拔海二千七公尺，乌鞘白衣卧云天”的永登；评点“五凉故事谈遗老，西夏钟文在土楼”的武威；记述“风雪关山访古来，评泉品酒看光杯”的酒泉；描绘“老子青牛去不还，而今钻探满天山”的新疆，①妙语连篇，珠玉闪光，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建设祖国边疆”的主旋律。
①叶剑英：《远望集》，人民文学出版杜1979年8月版，第16页。
六、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都遭到批判。
两位元帅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尽力保护从事军事训练的部门和干部。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英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剑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①
①叶剑英在军事学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58年4月18日。
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为时达两个月之久的、有1000多名军队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把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别有用心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在会议的“高温”下，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毛泽东对这两个单位也提出了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不得不违心地做了“工作的检讨”。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也抱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检查。后来的实践表明，50年代，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全军开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后来在训练和教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向，但并未形成“教条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从上至下大规模地反教条主义，造成扩大化，不适当地伤害了许多同志，这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当年这场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第三十章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上）
一、创建军事科学院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军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加以研究和探讨。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已由单一兵种逐步转变为拥有一定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但在军事理论指导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叶剑英作为主管全军军事教育训练的军委领导人之一，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形势，深感建立与发展人民解放军自己的军事科学，势在必行。他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于1956年秋向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0月31日，叶剑英主持拟定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12月4日，经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任委员。创办军事科学院，对人民解放军说来是个创举。
叶剑英受命后，与筹委会的同志一起，立即着手调配干部，组织力量建院。在选择院址时，他亲自参加勘察。经过多方磋商，选定了香山附近环境幽静的一块地方作为院址，并与建筑专家反复商量，定下全院的布局和楼房设计。同时，他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军事科学院的组织规程和编制体制，明确军事科研任务和指导思想，并同有关机关协商，有计划地选调干部，以便于建院后能迅速开展研究工作。①
①《关于建立军事科学院机构的问题》1956年10月31日。
1958年1月8日，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叶剑英任临时党委书记，委员有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1月1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军事科学院工作计划大纲。叶剑英对大纲中有关建院工作，如营房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班子配备、干部学习以及同驻外武官建立科学研究的联系等问题，发表了中肯的意见。他把即将成立的战理、战术、战史、外军等几个学术研究部比做是“几个大的车间”，明确要求各“车间”根据大纲拟订具体工作计划。他指出：“目前重点是战术，其次是战役、战史，最后才是战略。”
他要求全院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以此为武器解决战役、战术的研究以及编写战史等问题。并且强调军事科学院是“生产部门”，要出成品。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一年、两年没有出成品，或出的净是废品，别人就会认为搞这个机关没有必要，如果开张三年还搞不出成品或出一些废品，别人会考虑这个机关要改组。”②
②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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