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丘哲先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职务。叶剑英尊敬地称年长他12岁的丘哲为“丘老”。①
①访问梁淑钊（丘哲夫人）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一次，丘哲设家宴招待叶剑英，饭后，叶剑英诗兴大发，当即作“在丘老家宴”诗一首：“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溜到新歌翻旧调，顿念乡思起乘除。”①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8页。
对于其他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叶剑英也十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倡导在工业、财经、文教等系统每周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并确定为制度坚持下来，定期开会。他在百忙中，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会议，直接听取和采纳民主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一些有名望的旧官员、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积极性得到了发挥，在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叶剑英常常提醒盛市的领导同志：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工作。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正确对待他们。原宋子文的广东税警团骨干分子莫雄，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他的堂弟莫应在香洲兵变时又曾参与谋害叶剑英。但他后来与共产党有联系，做过几件好事，如曾把蒋介石布置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军事会议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他在贵州毕节地区当专员时，曾为长征路过该地的红军部队提供过方便，等等。新中国建立后，叶剑英得知他到了香港，便亲自给他写信，要他回广州参加建设工作。莫雄从香港到达广州，叶剑英很快接见，并给他安排了工作。镇反运动开始后，有人主张要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罪也有功，现在表现也不错，不能杀，要保下来。后来，还安排他当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叶剑英亲自过问和关照过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究竟有多少，谁也记不清了。
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从不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和心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也尽自己所能保护了那些应该保护的人，后来又帮助他们平反了各自的冤假错案。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照顾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一说起叶剑英，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分局工作期间，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香港工委的工作。凡是有关香港的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并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南分局的正确领导和香港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反地方主义”的漩涡中
1952年，正当叶剑英在华南艰苦创业，大展宏图的时候，平地风波起。
这一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到北京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原来，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片面地向毛泽东反映，说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并存在着“地方主义”（主要指方方）。
所谓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的。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也是有远见的。这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也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论决定的。
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方方不能不接受由中央出面所作的批评，并违心地进行了检查。叶剑英、方方、陶铸从北京开会回到广州后，于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召开了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户的“右倾”、“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他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
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①
①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2年7月6日。
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会议上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①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①华南分局：《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给党中央、中南局的综合报告》，1952年8月19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当年华南分局党内开展的这场斗争，经过了30多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后，是非界限更清楚了。
这场斗争把华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来批判，挫伤了不少地方干部，造成了不良的后果。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
不久，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意见，纠正了当年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其他领导人的错误批判。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以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悼词，对他当年主持的华南分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悼词说：“建国以后，叶剑英同志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领导完成华南地区的剿匪任务。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剑英逝世后，薄一波发表文章，就过去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根据自己当年参与调查处理的亲身经历，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予以澄清。他在文章中写道：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广东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尽管这样，剑英同志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这说明他是胸怀豁达，严于责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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