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延安岁月
一、重返军委参谋部
叶剑英刚刚踏上延安这块已经阔别五载的土地，一项艰巨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头。
194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告全军：“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驻延安办公。”
从这一年开始，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
国民党当局则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扯起“曲线救国”的破旗，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打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指引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巨舟，劈风斩浪，顽强向前。
叶剑英长期战斗在统战工作的岗位上，熟悉和了解敌、伪、顽、友等各方面情况，加上他本人的军事造诣和谋略才干，到统帅部工作以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
对叶剑英，朱德有过这样的评语：“我们队伍里这样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叶剑英以高明干练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参座”闻名于军内外，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和信赖。①
①访问康克清、陈慧清、谭友林、罗青长、蓝祥辉等谈话记录，1987—1994年。
此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2月23日，叶剑英致函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重申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场，并列举事实历数了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增无减的种种行径。信中最后指出：“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办法，将毫无补于实际。”“倘能由贵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使目前不幸事态转祸为福，则非仅两党之幸，民族国家实利赖之。”
4月29日，叶剑英陪同朱德与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谈话，进一步指出，国共关系如要好转，国民党中央目前至少应采取下列办法：（一）停止逮捕共产党人员，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和交通封锁；（二）继续发给十八集团军各月份经费并补充弹药；（三）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整编；至于移防一节，如政治上有确实保证，自可商量，否则于情于理碍难遵命。30日，陈宏谟等电告军令部，由军令部提出核议意见，报何应钦。何答应研究解决。
设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项指示，下达的每一个号令，无不牵动着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神经。叶剑英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他经常对参谋部的同志说，参谋部的工作非常重要，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办事，照顾好上下左右关系，尤其要多考虑到下边部队的困难。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细致、周密地处理问题。那时军委总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切工作节奏随着毛泽东转。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叶剑英也通宵达旦地坚守在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抄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由他代军委起草的许多文电，都要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审批后签发，大多由“毛、朱、王、叶”①联名发出的。
①毛、朱、王、叶，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成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叶剑英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加强参谋部的建设。原来军委只设一、二、三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时在各局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之君，作之师”，叶剑英奉此为铭，既作群众的领导，又当群众的老师。他遇事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他弄来一大块青石板，架在窑洞门口当桌子，常坐在桌前读书写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晚上看书点根蜡烛就很不错了。他不但自己学，还规定学习时间和制度，组织有关的领导干部、机关干部一起学。学习的内容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同时学习苏联红军将帅的军事理论，学习孙中山和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为了使干部能读懂原著，他还特意组织干部进修日语、俄语和自然科学知识，指定江右书、伍修权等教课，定期组织考试。
他还不定期地给总部机关干部、延安军事院校作时事政治报告，用中共和苏共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论和哲学，强调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到军事领域中，作为研究、指导战争的唯一武器。他还非常关心中央警卫团的学习，亲自去讲课，帮助官兵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①
①访问尤桂林、耿飚、刘煜谈话记录。在中共延安市委党史办、档案馆、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4—9月。
1941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3周年之际，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引用恩格斯于1874年论及革命斗争形式问题时的阐述，即与政治、经济两种斗争并立的还有理论斗争，说明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然后他从分析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国民党几十年的军事活动开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善于领导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军事斗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事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可争辩的真理。”①
①《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
叶剑英从20年代初追随孙中山革命、投身革命军队算起，这时他已在中国现代军事领域中活动了整整20年，他的这篇饱含经验及哲理的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年冬，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朱德为院长），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二、运筹谋划，持久抗战
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预见其发展进程，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是军委参谋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据柯柏年、罗青长、朱军等回忆，叶剑英经常教育总参谋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客观地观察形势，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战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首长参阅。他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都参加过这种活动。大家在这种研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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