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凌晨，叶剑英和周恩来率领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乘大卡车离去。途经湖北应城、天门、沙市、公安到达湖南常德，于27日辗转到达湖南长沙。
湖南省首府长沙，这个自古号称“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历史名城，一时取代了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以及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虽都在这里落脚，却并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一种纷乱悲观的气氛笼罩着长沙城。
叶剑英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就应郭沫若之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时事座谈会上，作了《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长篇发言。他从分析抗日战争的性质说起，列举了中国抗战取得的进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难。在科学地分析坚持抗战的诸多有利因素的基础上，他充满信心他说：“汉口、广州虽已沦陷，不必悲观。我们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他的这篇发言，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的论调，强烈地感染和振奋了与会人员的情绪。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们在长沙匆匆开了几天高级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之后，就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周恩来和叶剑英继续留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触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同时，他们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在谈话中表示，长沙万一不守，省府将迁沉陵，他则在宝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协助国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他请叶剑英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叶剑英欣然允诺。
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大量党务工作。他们派出李克农和吴奚如等赴桂林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同时，对搞好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11月初，他们电告项英：要改善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为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应将去香港的叶挺请回新四军，这样对工作有利。他们还几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宣讲抗战形势和任务。为了营救蔡和森烈士的家属，叶剑英还派办事处工作人员朱慧去湘乡永丰镇看望蔡母，接蔡儿子蔡波出来读书。
七、长沙大火中脱险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所谓“焦土抗战”的计划。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给张治中下达密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据邱南章回忆，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
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下摄司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
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
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叶剑英与周恩来从火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那时他是副主席。我说：‘副主席！副主席！烧房子了。’他说：‘那样惊慌干什么！’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哩啪啦的响。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25日。
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5万多栋，居民死伤2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作解释工作。蒋介石为了平息众怒，下令将“直接责任”者鄷悌（长沙警备司令）、徐昆（保安团长）、文重孚（长沙市警察局长）三人判处死刑，给予张治中革职留任处分。对“长沙大火”事件，张治中在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中辟有专门章节，追述甚详。①张治中在另一本书中谈及此事，对周、叶不无感激之情。他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①《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362页。
※第十七章 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一、训练班的副教育长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创举。
此举酝酿已久。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随即，中共中央确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于是，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担任教官，以及刘澄清、徐天宝、陈宛文、李蕴玉等参加工作，配备一个武装班，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①
①在中共衡阳市衡山县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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