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武汉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他不但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还要做海外华侨的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据马海德、爱泼斯坦、郭庆兰（柯棣华夫人）回忆，叶剑英还同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抗日，争取国标支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阿尔泰·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都在自己名字后加上一个“华”字），并在欢迎大会上致词，高度赞扬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和对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这一年3月，发生了一个“陈独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3月中旬，国民党办的《武汉日报》等报纸，连续发表信件文章，攻击国共合作是“出卖工农利益”、“牺牲阶级立潮。陈独秀在信中并称，他与中共领导人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曾多次会见，表示愿意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共同为抗战效力。秦、叶、董于3月20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
原来，早在1937年9月，陈独秀出狱后，第一次托罗汉来找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谈，说陈愿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秦、叶等认为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人物，事关重大，应向中共中央请示，让罗汉到陕北找中央去汇报。
罗离南京后，陈第二次又托李某来谈，说陈已与托派决裂，很想一见。秦、叶与陈独秀会见。在交谈中，他们要求陈表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脱离托派。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此之后，陈独秀又托人来要求叶剑英再和他见一面。这次会见时，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意图，要求陈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公开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后来，中共中央明确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问题。因此，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在声明信中，追述了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特在报纸上予以披露，“说明真相，而杜招冶。①
①《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六、华南之行
1938年5月，叶剑英因病去香港就医，路经广州。当时日军正向武汉步步进逼，并有传言要进攻广州。广州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不顾病痛，决定在广州小住，利用这个机会与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给予指示。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安定人心，促进统战工作。他还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②
②访问云广英、欧初、黄焕秋、梁威林等谈话记录，1984年5月—1991年12月。
在中山大学，他与学校萧冠英原来约定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题目，后来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这次中日战争局面怎样发展下去”、“国共两党最近的关系”，“苏联会不会出兵帮助中国呢”、“八路军的近况怎样”等6个问题，对大家存在的疑虑问题一个一个作了回答，博得一阵阵掌声。
他在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件，瞻望抗战的前景时，乐观地说：“我们更应该了解怎样去争取以后的胜利，我们并不能因此觉得悲观。相反的，我们觉得这次失败，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教训和反省，使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改正我们的错误。”他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会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最后，他说道：“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涛中，它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最后决心来决定。”①
①叶剑英：《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载于《叶剑英抗战言论集》，新华日报馆1940年3月印行，第45—64页。
叶剑英的演讲，既切合实际，又富有情趣，深深吸引了听众。广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大大鼓舞了广东人民的抗日情绪。
叶剑英还时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并参加各种乡友、诗友聚会，谈诗论文，咏唱山歌，激发大家的抗战热情。他还接见《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应邀为其《红五月专刊》题词：“民族解放的血花”，并嘱陈华邀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李汉魂、陈铭枢、李振球、曾其清，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日本盟员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为其刊物题词，扩大统一战线。
叶剑英在香港就医时，曾到九龙元朗“荫华庐”潘君勉家中作客，受到热情款待，并与潘家人合影留念。潘在叶剑英的启发下，串连香港商界捐献巨款支持神圣的抗战事业，并通过叶的关系将两名侄儿送到八路军参加抗日。为了答谢港、澳各界和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叶剑英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多次写信或致电表示敬意。1938年8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叶剑英在港澳治病期间，秘密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导工作，与廖承志、潘汉年等交谈。他曾一度住在老战友、地下党员柯麟家里，得到柯麟、柯平兄弟的悉心照料。柯麟问他：“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英回答：“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鼓励柯氏兄弟在港澳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矗同时，提醒他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对武汉发起了进攻。他和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的指示，尽力敦促蒋介石当局发动群众保卫武汉，迟滞敌进，争取时间。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就在临撤退前的紧张时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22日飞抵武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住在武汉鄱阳街1号郭沫若家，彻夜和周恩来、叶剑英交换意见，然后面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国民党方面，由康泽出面招待朱德，并邀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作陪。过了两天，时局日危，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精心安排，秘密护送朱德去汉口机场飞往湖北襄阳，转经陕西三原，返回延安。①朱德离汉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即开始组织办事处人员、物资分3批撤离。第二批撤离人员在途中遭敌机袭击，大部遇难。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8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