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泛开展统战救亡工作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②来电称，陈立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不久，去南京谈判代表潘汉年、张子华回到西安，给叶剑英带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基本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②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叶剑英于10月15日，将上述内容专电报告毛泽东。
叶剑英还经常与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员以及党外各界人士秘密联系，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
在工作中，他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提供各种情报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叶剑英在9、10两个月中发给中央的电报即达30余份。其中，除了向中央报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敌军友军方面动态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本对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蒋介石的策略；（二）蒋介石对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做出的兵力部署及调动：（三）蒋介石令其别动队侦察张、杨两部与红军联络的情报；（四）蒋介石准备来陕，令阎锡山、冯玉祥前来相会；（五）傅作义在保卫绥远口号下招募6000多人入伍，一再表示决心抗日；（六）阎锡山要其军训团主任组织部队训练，准备抗日；（七）张学良、阎锡山会谈情况，以及阎对我党的态度。（八）张学良去太原，与阎锡山一同去郑州见蒋介石，等等。叶剑英在分析敌军、友军各方面的动向和情况之后，不时地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
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延迟胡宗南进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叶剑英经过研究，与刘鼎联名在10月18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按军委决定，给胡宗南严重打击，只有在战略任务完成以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成功，叶剑英还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供他们参考。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亲自向党中央起草报告。西安城内特务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有一次。他在红军联络点王政家里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采取紧急措施，把叶剑英接走了。刘鼎回忆说，那一次好险啊，多亏张学良的副官帮了大忙！
四、与张学良紧急会晤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征。
这时，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数大减，力量削弱，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他地区的局势，随对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作报告。
10月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之后，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3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会场上“嗤鼻跺脚之声不绝”，几乎不能维持秩序。
叶剑英根据了解到的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动的情况，立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在电报中，特意将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以及其他场合几次“训话”内容，归纳成要点附后：“A、军人只要服从我；B、敌人只是一个共产党；C、救国主义只有三民主义，D、等到消灭红军后，将领导你们走光明路。”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连续电告中央：“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叶剑英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
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叶剑英暂不回保安。于是，叶剑英继续留在西安，进一步做张、杨的工作，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
西北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同时，在内部拟订对付张、杨的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甘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这时，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介石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并未与张、杨商量。对蒋、卫等人的任命，实际上等于撤销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和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对此，张、杨十分不满。加上蒋介石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摆出随时杀奔陕西的态势，使张、杨如芒在背，惶惶不安。11月下旬，张学良因日伪军再犯绥远，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率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
12月初，张学良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内线”中获悉：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已拟好的调东北军去福建的电稿，这更加重了张学良的离蒋倾向。12月3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并答应次日亲赴西安。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面商。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6日、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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