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比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②
②访问王守江、张燕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③
③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9—166页。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六、北上到吴起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①
①访问叶剑英亲属谈话记录，1990年4月。
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
※第十四章 初到陕北
一、东征战役中的中路指挥
冲央红军陕甘支队在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进行短期休整后，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由陕甘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胜利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日，叶剑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札”。
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塞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与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省为主要方向。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叶剑英拥护党的正确主张，并提出积极的建议。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后天讨论军事问题，详情后告。”
根据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河东征的方针，和国民党军企图阻止红军发展、围困陕甘地区红军的新情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叶剑英根据这一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之中。据程子华回忆，叶参谋长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左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组建工兵部队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
1936年1月底，毛泽东来到陕西省延长县，与在这里的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作战的问题。会后，彭德怀到黄河岸边详细侦察地形，了解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等情况，选择渡河点。叶剑英留在延长，组织地方党政机关，继续做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2月2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应立即派人到延水南区黄河边，动员60名水手备用，并对渡河器材的筹备、部队集结待命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毛泽东、彭德怀接到叶电后，于2月5日电示各部移动驻防位置，要求由叶剑英具体部署，并指定叶剑英将所准备的渡河器材，尽快交给一军团。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制定出行军、宿营计划，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并认真检查落实。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询问渡河准备情况，要求立即秘密征集皮筏水手；确定随军东征的地方干部、警卫连等今后归叶剑英指挥调动，并由叶剑英派山西游击队到延水城同另一独立营及两个游击队集中训练。叶剑英即命赖传珠、杨森率山西独立营及延水第一游击支队、延长第六游击支队开往延水城待命，并将30个渡河笺子交赖传珠带给一军团。随后，叶剑英将一方面军直属队带往川口镇集结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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