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①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
五、“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②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②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93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30页。《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9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7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69页。《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版中“巴西会议”的注释和校订说明。
①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
②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③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①
③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9年4月。
①毛泽东在长沙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记录（汪东兴参加），1971年8月28日。
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②
②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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