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部分外难过，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二、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终于发展到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随后，第五军团亦从阵地撤离。紧接着，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11月8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很快地减到3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
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在一座高山上，叶剑英停下脚步，与警卫员、马夫一起稍事休息。
叶剑英脚踏雷公岩，微蹙双眉，举目四望。耳旁正响着密集的枪声，那是后卫部队在阻击敌人。脚下，是几乎90度的陡峭险峻的悬崖，一条一尺来宽的石梯路，从山脚蜿蜒而上，旁边就是万丈深谷。走在这样的路上，令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同志们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此情此景，使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红军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
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
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
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痛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没关系，不要紧。”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他对待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三、在遵义会议的旗帜下
寒冬腊月，冷风逼人。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阻击下，冒着严寒，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艰难前进。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省通道县后，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毛泽东鉴于红一方面军渡湘江所受的严重损失和蒋介石在湘西靖县、绥宁、武冈一带企图围歼我主力红军的部署，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王稼样、张闻天、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坚持原议。
红军继续前进，于12月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城。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黎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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