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有一次，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州至连城间一座名叫凤凰山的高山山顶。他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粮食每人每天定量6两（16两1市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
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挺着。武器弹药也很缺乏，那时子弹多是土造的，打完还得抬回弹壳。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一点也不特殊。他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埋在凤凰山上了！”
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据潘开文回忆，对这次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开展工作，他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①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第十二章 万水千山长征路
一、保护革命骨干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
广昌失守之后，整个战役失败已成定局。
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当边章武知道了这件事时，激动地向妻子陈宛文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悄悄做好事，却从不宣扬自己的人。他在组织人事问题上，一向严守纪律，不随意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不封官许愿，不送人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立常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硬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帐，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部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曰：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①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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