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于治校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间，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
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
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帐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鲜籍）等。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在严格要求教职工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有时部队的同志给他送来狗肉，他便亲自下厨，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叶剑英不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对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担任中共湘赣省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领湘赣代表团来到红军学校见习和进修，叶剑英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与王震倾心交谈，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训练课题，嘱咐他回去要办好学校。
王震回忆说：“我在中央苏区未见到叶剑英以前，以为这位智勇双全，久享盛名的‘参座’，一定是上了年纪的首长。不料见了面，他竟是那样年轻，富有朝气，又是那样朴素，谦恭和蔼，使人深感可亲可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种严于治军、严于治校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①
①王震：《叶剑英在1976》序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页。
据郭化若、刘少卿、王智涛、吴亮平回忆，这一时期，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有些在军队和政府工作的同志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同志被送到红校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红校继续对他们进行“斗争”。叶剑英则顶住压力，采取灵活的办法，将这些同志保护起来，使他们免遭更大的不幸。
三、按实战要求教学
叶剑英在办校中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即经过红校熔炉冶炼的学员必须成为符合实战要求的指挥员。
有些毕业后回到部队的学员来信反映，在学校学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课程联系实际不够，说的多，练的少，打起仗来用不上。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少讲空洞条文，侧重实际演练，多搞野外演习，加大训练难度。
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演习攻防科目，多选择夜暗阴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钻密林，抢占山头。他鼓励学员说：“苦练才能学到真本领。现在多吃点苦，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
“身教重于言教”。叶剑英身为校长，深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能只对别人，而要从自身做起。他处处率先垂范，为人表率。每天很早起床，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坚持在单杠上做打车轮、大旋转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给大家作示范，使许多青年学员敬佩不已。凡全校性的演练，他总是亲自审定预案，亲自主持现场示范，和大家一样在风雨中操练。瑞金城方圆30公里内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3年2月，红校第四期学员即将毕业。毕业前夕，叶剑英组织全校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他把全校学员编成东、西两个师，主要课目是演习行军、宿营、进攻、防御，还有政治宣传工作等。按照预定方案，东、西两师从瑞金出发，至汀州进行巷战，至河田进行城市防卫战，在王田圩进行遭遇战。整个演习从2月4日至12日，共用了9天时间，使全体学员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受到了一次艰苦的磨练。
对于这次演习，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2月25日作了长篇报道，赞扬这次演习有三个优点：第一，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都能研究每个时期的情况，很快下决心。第二，平时与战时的政治工作，都能够积极地进行，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来提高与保障战斗员的政治情绪，普遍地建立了红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第三，演习中的攻击精神，非常旺盛。无论行军、作战、警戒都没有疲倦的表现。这次演习，是对红校教学工作和组织领导、后勤保障等其他工作的一次检验。演习的圆满成功，反映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实开展得扎扎实实而又卓有成效。这是叶剑英校长和全校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红校还经常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纪念日组织活动，使学员了解革命历史，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1932年12月11日，叶剑英在学校主持召开“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会场群众情绪激昂，誓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苏区红军的进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1933年2月22日，全校以团为单位举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23日在大操场举行报告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号召：“学习苏联红军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准备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四、建立红色据点，开展游击战
叶剑英在领导红军学校军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苏区东南战区的反“围剿”战役的指挥。
1932年11月中旬，叶剑英赴闽西，与福建军区领导人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他们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平、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先后到达瑞金。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10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不久，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①
①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中南组发言。197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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