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得到周恩来的肯定。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说：“这一计划（剑英提出的），原是根据敌情变动而提出的，我们因为坚守原定计划，企图先消灭朱绍良一路，故未采用，这确实是不善于机动的错误。”①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干部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①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8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本书所引电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馆档案资料。
※第十一章 在红军学校与东南前线
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建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没有被会议所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叶剑英支持毛泽东，便同毛一起回到后方。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这时，正值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之际。
中革军委针对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挑起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东北战区的主力这军，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方面领导红军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①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
①访问何长工、孙毅谈话记录，1986—1988年。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
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
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据孙毅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叶校长说话很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待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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