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个革命组织，党的指示精神和“老团长”对起义准备的具体要求，得以在全团贯彻实施。由于党的领导加强，“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受到削弱，广州起义的武装准备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
三、调虎离山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和“老团长”的布置，教导团经常派出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学员深入到市区、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导工人纠察队使用武器。一些女生队的学员也穿起工人服，外出宣传，和女工一起讨论革命大事，受到工友们的欢迎。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与广大工人打成一片，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教导团党组织在叶剑英提议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各有侧重地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每天，在晨光熹微中，一队队的教导团战士便开始了长跑锻炼。他们向着沙河方向，一直跑到黄花岗。在巍然肃穆的七十二烈士墓碑前，列队集合，高唱革命歌曲，抒发战斗激情。教导团战斗力日益增强，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正当教导团厉兵秣马、待机而动之际，粤系张发奎与桂系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
自从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竑得胜回归广州，代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自恃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任军委主席，并企图取消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直接指挥第四军。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这时，遭到国民党政府排斥的汪精卫，想利用张发奎的实力，赶走李济深，插足广州。而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排挤暂时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其两面派手法，拉张反李，妄图坐收渔利。汪精卫迫不及待地跑到广州，到处发表演讲，宣扬他的“护党运动”和“在夹攻中奋斗”的陈词滥调，遭到广州工人群众的怒骂和讥讽。
叶剑英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陪同张发奎、黄琪翔等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多次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汪精卫正与张发奎密谋，要将李济深调开，并乘机解除其部队的武装。叶剑英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败，张、李矛盾，大可利用。于是等张发奎找他商量倒李之策时，他完全支持张的主张。不久，汪精卫以解决党内纠纷、出席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为名，于11月16日骗李乘军舰同赴香港并转道去上海。随后，黄琪翔即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事变。一场争夺广东政权的军阀战争终于开常“事变”前夕，黄琪翔与叶剑英商量，决定以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进行逐桂之战。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团官兵按照预定部署，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接着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地，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
桂系部队节节败退，很快被逐出广州。黄绍竑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痛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均未得逞。这次“政变”本来要捉获黄绍竑，因他化装出走，没有找到。后来，黄从香港逃到广西去了。
在这场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攻占了迫击炮制造厂，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张发奎、黄琪翔通过这场被南京政府称为“急煞人的广东事变”，夺得广州政权后，马上在东较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张、黄首先得意地发表演说，但未引起多大反响。随后，叶剑英登台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高呼“打倒新军阀！”“士兵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他们还当场散发革命传单。教导团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被深深感染，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
“护党”祝捷大会上显示出来的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使张发奎大为惊恐。他进一步撕下“左”的假面具，采取了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步骤。同时，他对教导团越来越不放心。为了控制教导团，他将自己的表弟朱勉芳派往团里当参谋长，又安插一批亲信到教导团，严密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但是，由于教导团的中共组织基础雄厚，叶剑英的影响较深，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老团长”的手里。①就在张发奎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竑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
①访问宋维靖、魏鉴贤、左洪涛谈话记录，1984—1987年。
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主张全面出击，有的主张先打东路之敌，有的主张先打西路之敌。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集中兵力打击广西一路来敌，先拿黄绍竑开刀。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参谋长的身份建议速战速决，说：“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
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将广州防务交由叶剑英负责。黄琪翔根据叶剑英提出的作战方案，率第四军主力缪培南第十二师、许志锐第二十六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派政变后新编的教导第二师黄镇球部增防西江；派薛岳师和李福林军的两个团去江门、四邑，以钳制态势向徐景唐的十三师逼进。其余部队也大都调至广州外围防守。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和警卫团一个营及其他少数部队。广州一时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革命武装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四、加强起义武装力量
为了不失时机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党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0月至11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在广州起义的问题。正在香港养病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起义急需加强武装力量。为此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叶剑英顺势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全权办理。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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