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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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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和盘端出。

  叶挺听后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①王敏昭:《“八一”访问贺龙将军》,载1951年8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

  7月26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污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数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拒不从命。汪精卫不甘罢休,7月28日,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等迭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二、巧献“计中计”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在起义的当天,即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给了在九江的叶剑英。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振奋。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前去讨伐,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汪精卫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第二十五师长李汉魂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部队参加暴动。然而,第二十五师的一些部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已向德安集中,并迅即向南昌开去。

  张发奎狼狈地返回九江。

  张发奎眼看部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气急败坏。

  他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发奎说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如果张发奎听了朱晖日等人的意见,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难以设想。他经过思考,决定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新回到广东立足的企图,劝诱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以便保存起义军的实力。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分析战局,侃侃而谈:叶、贺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好多了。他向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他自知以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2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遂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

  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8月5日,电告武汉政府,谓“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实际上,他率部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对于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其实,张发奎、黄琪翔的“追兵”,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被迫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①《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3卷第393页。

  三、保护“革命火种”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组织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也准备参加起义。这个学校组建于1926年年底。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革命势力在学校占优势,邓演达是代理校长,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学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政府的一个重要支柱。全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很浓。

  但是,后来汪精卫日益反共,国民党反动派便把武汉军校的革命师生称做“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此,军校的中共组织采取了应急措施。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迅速离开学校。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也先后撤走,党的活动则由公开转入秘密。当时在第四军工作的叶剑英时刻注视着武汉军校动向,关心着它的前途和命运。

  厄运终于降临。就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灭之。

  战事一触即发,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的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

  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终止其策划已久的反动阴谋。

  不久,武汉军校被张发奎宣布解散,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武汉中央军校改名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团内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另有一个女生队。原军校女生大队300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另外,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团长由原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局势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学员们思想动荡,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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