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乍到武汉，一时不摸底细。他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闿这个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这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
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便暂时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
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李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
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二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1927年2月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又见到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叶剑英在武汉见到了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二人常常见面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①
①访问熊呹晖、宋志英谈话记录，1984年6月、1992年1月。
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
在会上，叶剑英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反蒋的主张。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
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在这次会上，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谈话。叶剑英与贺龙第一次见面，对他的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参加完国民议会之后，动身返吉安。到了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并见到了第二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②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称赞他讲得好。
②叶剑英在空军师校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期间的讲话，1959年7月8日。
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他回到武汉，又一次陷入苦闷彷徨之中。吉安既然回不去，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
六、出任“铁军”参谋长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他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①这时，宁汉分裂后的各种斗争日趋激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方对峙的局面。武汉政府虽然仍然代表着革命势力，但政府领导集团严重不纯。汪精卫假反蒋，真反共，面临外交、军事和财政等困难，领导核心加速分化。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盘踞闽浙苏皖的广大江南地区，建立起完全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纲的反动政权。北方的奉系军阀于1927年春，进兵河南，集结重兵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企图进攻武汉。在这种形势下，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与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配合，举行第二次北伐，先打奉系军阀。
①访问刘景容（张发奎夫人）谈话记录，1992年5月。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誓师大会，继续北伐。随后各部相继出征。5月13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命令。叶剑英在张发奎的前敌总指挥部，与邓演达、黄琪翔，以及加伦将军等一起参与作战指挥。北伐军经过上蔡之战、逍遥镇之战、宋庄之战，特别是漯河、临颖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击退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那时火车已经不通，邓演达乘手摇的铁路压道车迎接冯玉祥。叶剑英同众军官一起去火车站欢迎冯玉祥。不料，冯玉祥到郑州后即与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举行秘密会议，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后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谈，竟也主张“分共”，拒绝讨蒋。形势如此突变，叶剑英只好随第四军从河南班师回驻武汉。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1927年5月30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这样一则消息：《三军开赴吉安勘乱》，其内容称：“（南昌27日专电）驻吉安新编第二师，哿日大反动，对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群众开枪，毙死兵民十余人。马日拂晓，我第三军之二十二、三、四各团，即奉命将其全部包围缴械，反动官兵，悉数俘获。”
叶剑英返回武汉后翻阅旧报，看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显然，这是一篇颠倒黑白的消息，但也暴露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新编二师暴动已经失败。叶剑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同时对反动的第三军的镇压行动，表示极大愤慨。
这时，恰巧新编二师参谋长佴皇鸟到武汉找叶剑英。叶向他详细了解了二师举行暴动的经过。当他听说佴皇鸟被捕后，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只身脱险逃到武汉来投靠革命政府时，当即赞扬他有骨气。他把佴皇鸟留下来，在第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第一科科长。
七、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决心走定了。
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妨碍他入党的有两顶“帽子”，除了“国民党嫡系军官”之外，还有一顶，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时曾在国民党军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1925年第二次东征后一段经历说：“我同叶剑英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是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①
①《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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