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是艰难曲折的路。这就是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这时，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真相大白。叶剑英终于看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认清了蒋介石的丑恶面目。蒋介石口头上高喊“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当需要工农大众替他打江山的时候，就满口的“扶助农工”，一旦江山得手，便“翻转猪肚就是屎”，立刻变成了“砍杀工农”。那些过去标榜自己是“左派”的革命者，这一次摇身一变，亮出了货真价实的右派嘴脸。右派掌了权，国民党就变了质，变得腐败无能，反动透顶。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大众就遭了殃！
是反蒋，还是投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毫无调和余地。在两条道路面前，需要迅速作出抉择。
叶剑英经过反复思索，终于选定了反蒋的路。选择这条险路，在他内心深处，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正如他事后回忆的：“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
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①叶剑英决心已定，便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通电全国，公开反蒋。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
①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
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这件事去报告蒋介石：“叶师长反对我们！”蒋介石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陈第二次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②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
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同时，他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察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③
③访问李明谈话记录，1988年4月1日。
吉安的反动势力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这样，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离开之前，左派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的名义，在师部驻地的后花园，几次摆宴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叶剑英示之以缓。最后一次集会，还摄影留念。这一照片，由当时师部的女军医陈子闿藏在一具棺材底下保存下来。①
①访问陈子璠、杨光、丘岱安谈话记录，1985年1月。
为了躲避右派的耳目，叶剑英一行数人化装秘密起程。他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载当日汉口《民国日报》。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分子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夜举行了武装暴动。左派军官们以敏捷的动作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武汉国民政府发电报捷，电文称：“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决定咨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叶剑英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洁等，都是吉安暴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
五、彷徨武汉
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在政府管辖地区，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为改善生活地位斗争。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学员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但是，这个政府不但成份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尖锐，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低毁和破坏，在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以后，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并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从北方窥伺，使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同时，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武汉经济形势益显雪上加霜。
叶剑英面对武汉这种乱纷纷的现实局面，不由得重新陷入迷惘之中。汪精卫究竟会把武汉政府引到哪里去？叶剑英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汪是经常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政治投机家。此刻刚刚复职，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极力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则从骨子里反对三大政策，敌视共产党。“四一二”以后，他明里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握手言欢，暗里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
武汉国民政府除汪精卫之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谭延闿。这个投机革命的前清翰林，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南都督，代行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现虽然向汪精卫交了权，不再代理主席，但仍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职，大权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暗送秋波。汪精卫、谭延闿之流伪装革命，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步步妥协退让。
武汉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天下，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左派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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