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7用1日，黄炎培等7位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得到毛泽东复电欢迎后，访问延安。他们想作为沟通国共两党的桥梁，探求国共和平合作的途径。
黄炎培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目睹了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启发、回到重庆以后，他就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
由干民族工商业者面临困境，而原有的同业社团已没有力量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一些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党，以便参与国是，争取民主，维护生存。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实业界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就同工商界的活动分子互相联络，经过20多次磋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
民建大致有5部分成员组成：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与工商界有联系的学者、教授、文化工作者，南京、上海地区的一些工商业从业人员，川康的地方实业家、金融家及其代理人。
这些人聚集一堂，经过短短的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项创举，完成了成立一个政党所要履行的各项程序。
经过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本会名称、组织原则、章程、政纲、宣言。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理事和监事。这次大会选举的理事有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李烛尘、孙起孟等37人，监事有李组坤、阎宝航等19人。
当天晚上，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等具名招待新闻界，报告民建成立的旨趣。
李烛尘向记者们介绍说：一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谋求一条和平、民主建设中国的道路。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平民世纪，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要把工业化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就必须政府和平民一体，资本家和劳工合作，以至工业和农业兼顾。民主建国会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而民治实为其中心。”
记者们鸦雀无声地听着李烛尘的演说，不少人一刻不停地在采访本上笔走龙蛇，做着记录。李烛尘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一句一顿、一字一顿，仿佛是怕记者记错了意思，又仿佛是在回味着他们寻求的这条新路的沉甸甸的分量。
“那么请问，你们对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态度？”一位娟秀的女记者停下笔，轻声地间道。
李烛尘依然顿挫有致地回答：“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一位戴眼镜的瘦高个记者站起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报道悦。中国出现了第三种力量？”
李烛尘赶紧接过话头：“各位记者女士、先生请谅解，我们民主建国会虽是在国家需要和平民主建国之际召开，但尚未得到当局认可，所以暂时不便向社会公开。今天这个招待会，只是想跟各位打个招呼，提请大家今后注意民建的存在和发展。”
说完，李烛尘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挂着花镜的脸上还堆起一团凝重。
12月19日下午。重庆江家巷一号迁川大厦。诞生3天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这里举行首次理事、监事联席会。
李烛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选举了11位常务理事和5位常务监事。李烛尘被选为常务理事，还和彭一湖一起被推举为下届理、监事会召集人。
1946年1月8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公开招待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公告民建成立。会上，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还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民建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号，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以及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的代表，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共100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董必武代表中共在会上致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热烈祝贺民建的成立，我们也赞同民建提出的八点建议。我们的《新华日报》明天就首先发表，以表示我们对民建的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进步的党派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重任。”
听着董必武热诚的讲话，李烛尘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想起昨天政协会议报到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现在掌权的是国民党，那可得罪不得，我看你还是少和共产党来往，免得惹麻烦！”
什么“麻烦”、“得罪”！陶渊明尚且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尚且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颤”，为了平民政治，我们还怕什么“麻烦”！“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民心思定，民心厌战，而国民党却在四处点火，这究竟是谁“得罪”谁？方才国民党的一些代表的阴阳怪气的议论，难道能够说明他们是靠得住的吗？
想到这里，李烛尘默念起不久前自己写的一首诗——
破晓山城雾气浓，扶摇直上好从容。
万峰簇立云填壑，大地无垠天接缝。
坛坫已消箕豆煮，边关尤扇坼堠烽。
盟书已定全撕毁，不义多行自毙终。
1月15日晚，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纪念堂”召集各界民众大会。李烛尘应邀出席，在会上介绍他所参加的政协施政纲领组的讨论情况和“国民农工”的经济方案。
沧白堂里，黑压压地聚集着1000多人。人群中混杂着百十名国民党CC系特务以及由他们雇佣的打手。
李烛尘坐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我们中国今天许多事情都是中了八股的毒，所以拘泥字面，一切的经济改革都是在做文章。国内之生产事业，因战乱之最大原因而无法进展。政府为维持相互厮杀之开支，又不免以种种苛杂压榨工商。故百业凋落，生产之力愈穷。政府若不为人民兴大义，和平建国，安定农村，发展我国自己的工业，则日本欺凌中国的旧剧还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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