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蒙特卡罗
不知怎么的，我与北京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的一系列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到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我穿梭其间，乐此不疲。我的英语主持受到国际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致好评，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也对我屡次鼓励。闲谈时，他们甚至说：“杨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给你发勋章。”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中国人争气了。”何振梁先生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在国际体育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举止风范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按他的身分，完全可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摆出上级的权威。但他却亲近宽厚得像自家的长辈，真诚恳切得让我感动。
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
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
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 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逸。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首府，其主要的街区包括一些古城堡，高高低低的散落在临海的峭壁上，格外巍峨。全城最辉煌的建筑要数赌场——CASINO。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一，但论其建筑和装修的精美华贵，大概无出其右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前对称的弧形石阶把本来就挺拔的大厦烘托得更加辉煌。铺着红地毯的殿内，摆满了古董，挂满了名画，每一张桌椅都装饰着考究的镶金雕纹，颇显出些年代。如果没有那些荧光闪烁的老虎机（一种赌硬币的机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赌场，真要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艺术博物馆。赌场分为五层，越往上等级越高，装潢越奢华。到了顶层，据说只有几个单间，是供大赌家一掷千金、一掷万金的场所。每天夜里，华灯初上，CASINO 门前停着各式昂贵的跑车，从里面走下来身着夜礼服的俊男倩女，郑重其事地去参加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赌博。实际上赌博业是摩纳哥的支柱型经济，公国的旗帜上有红白相间的菱形，宛如纸牌，不知是巧合否。
我们摄制组曾被允许进入CASINO 的底层进行拍摄。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两名工人正在一名经理的监督下，把一个个老虎机里的塑料筒搬出来，把里面装得满满的硬币，哗哗地倒入一个大口袋。想到几个赌客前一夜因为
在老虎机上赚了几千法郎而惊喜狂呼，比比赌场的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具体地明白了赌场老板才是不输的赢家。那监工的经理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拍到收钱的“盛况”，颇有些不悦，走过来向陪同我们的公关经理耳语几句，只见公关经理大惊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们申明：这样的镜头千万不能播出。求我们当场消磁，否则他的饭碗就没了。看到西服笔挺的他，刚才一直矜持得像个绅士，这下惊慌失措，一脸虚汗，倒让我们着实可怜起他来。反正这些镜头价值并不大，消就消吧。临走，这位经理拉着我们的手，千恩万谢。此时，CASINO
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代表团纷纷抵达蒙特卡罗。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下榻于王子饭店。于是，这家饭店外的广场便成为各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各种表演活动在那里进行。北京代表团有一支随行的由中学生组成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获得过国际童声合唱大奖。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着整洁漂亮的学生装，非常乖巧可爱，引得路人啧啧称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关队伍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不拘泥于形式。那是上百个身着宣传T 恤衫的成年人，挥扬着鲜艳的气球，散落于大街小巷。见了行人就热情送上一顶棒球帽，或替人家别上一枚纪念章，热情洋溢地嘱托一句：“悉尼是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奥运
会应该在我们那儿办。”就连会议中心附近的海鲜餐馆也被他们说动，挂上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在的公关形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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