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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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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 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 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〇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

  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

  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

  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

  只见浓浓淡淡的雾。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

  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

  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

  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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