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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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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保卫政权的民众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除游击队外,还有各村的自卫队,以政权为中心的各类民众团体也已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可是,这一切却使鹿钟麟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份电报中说:

  本省前以处特殊环境之下,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全县之民众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县会之上,均设有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总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本部外察实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

  有了陈立夫的电示,鹿钟麟更加坐不住了。他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在他能指挥的队伍中,张荫梧的力量比较大。他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主席)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搞磨擦。

  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

  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施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惶逃往枣强,杨秀林的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徐向前和他的助手们回击的方法也颇巧妙。他们当即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鹿钟麟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还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合伙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有一支武装,是范筑先领导的。范是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又是聊城县长。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成能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

  徐向前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磨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

  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枝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

  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

  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

  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对冀南这段工作表示满意,指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

  由于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12月中旬,徐向前大病一场,一连数日高烧不下。下旬,刘伯承率师直属队和三八六旅补充团到达南宫。1939年1月初,邓小平参加中共六中全会后回到一二九师。刘、徐、邓这三位领导人又在冀南会面了。这时正是日军第二次对冀南大“扫荡”,2月间占领南宫,形势非常严重。鹿钟麟也逃到冀西。他在离开冀南时嗟叹:“我到冀南来,这个地方不欢迎我,除了巨(拒)鹿,就是束鹿。”5月22日,鹿钟麟叩电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说:’‘我军在冀南区仅职一部与少云部,兵少力单,长此以往恐有意外,如无有力部队前往镇压,政令无法推行……”流露出他奉命挑动磨擦,饱尝苦果的满腹哀怨之情。

  §粉碎日寇的“大扫荡”

  冀南根据地建造“人山”的工程,并不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在日军对冀南的扫荡与进攻的形势下进行的。建立政权,收编各色武装,联合友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以及组织与发动群众,都是“人山”工程的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足一年,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就相继陷落。徐向前以他的政治敏感和军事战略眼光,断定日本人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八路军。他说:“我们在冀南搞的这个样子,对日军后方有威胁,估计日寇占领武汉之后,很可能掉过头来剿我们。我们要有准备。”他的判断是对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5个月,日本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耗费数十亿,军队锐气日减,国际舆论纷起谴责。日本不得不对侵华方针作些调整。日军逐渐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而以主要力量转到后方“扫荡”八路军根据地。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毛泽东预言过的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冀南以及其它许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扫荡’与反“扫荡”一次次展开。

  还在1938年10月下旬,徐向前就在南宫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动员报告中,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磨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了紧急动员令。

  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是从1938年11月15日开始的。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先后占领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南宫、临清等县城。鲁西北之东阿日军300多人攻占聊城,范筑先先生以及姚第鸿、张郁光壮烈殉国。冀南军民按照徐向前确定的方针,空舍清野,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平原乡村中打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主要活动在南宫以南、威县以北、清河以西、广宗以东地带。历时16天,反“扫荡”结束。军民协力共作战28次,毙俘敌伪600余人,迫使日军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则为敌所占,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冀南中心区的态势。徐向前估计到,这个形势意味着日军很快要来第二次更大的“扫荡”。

  果然,1939年1月,日军更大的“扫荡”开始了。距前次结束时间仅仅一个月。这次“扫荡”,日军动用3万多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中心区进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商定采取“先溃后收拾”的方针。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人的时间,再转入反攻。他们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分成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姿势,分区活动,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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