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对一二九师领导人的到来，表面上很热情，屋里生着炭火，摆着烟茶，但徐向前看出了，他的精神状态不大好，脸上好象遮着一层云。汤恩伯见到徐向前，神情多少有些不大自然。1932年初，汤恩伯在河南商城、潢川一带“进剿”红军与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围点打援”损兵大半，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虽说往事如烟，这件事却怎么也难以完全淡忘。
谈话倒也开门见山。汤恩伯部队的纪律不好出了名，刚进山西，老百姓就怨声四起，阎锡山也抱怨他。这使汤恩伯很苦恼，他问刘伯承和徐向前：“贵部政治工作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和汤恩伯谈的第二个内容，就是劝他不要退过黄河，鼓励他从大局着眼，支持山西战局。刘伯承说：“只要汤将军定下决心，本部一定积极配合。”汤恩伯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第二天早起，大雪纷飞，刘伯承、李达赶回辽县去了。徐向前要与榆社工作团谈地方工作的事，没有动身。早饭后，工作团的人还没到，徐向前与赖际发又去汤恩伯那里，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重点是希望他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共同支撑山西抗战局面。汤恩伯说：留下可以，但要服从命令，上面如果让撤，也没办法。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
连日大雪，晋中的黄土沟壑又变成了白色。徐向前和赖际发冒雪回到石拐镇，收到七七二团一份关于日寇在松塔镇大屠杀的报告。徐向前日记中记着：“该地房屋被暴日烧完，人民被暴日屠杀殆尽。暴日到该地时，号召人民归家开会，人民受其骗归家，当全到会场时，那些残暴者却伸其血手一网杀尽。”这是徐向前接触到的日寇第一件血洗村镇事件（比南京大屠杀早22天）。他愤怒了！恨日寇的残暴，也恨国民党军重兵不战，给了日军肆虐之机。但他很冷静，当即指示各部队：抓紧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自身。
他把部队分散开来，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去发动群众。几天时间，以石拐镇为中心，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晋中广大地区，都有他派出去的小分队在活动。有的小分队，已经深入到了武乡以南。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是次要的。”（注：他在这里指的政治问题就是争取群众。）“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队才能巩固与发展，不然，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徐向前夜以继日地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新的游击队成立起来，他几乎都要亲自去讲话。平定区游击队，长凝区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地区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他都去讲过话，有的还不止一次。他对这些群众武装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山西人民，要坚决为保卫华北抗战之堡垒——山西而奋斗到底，反对苟图偏安的幻想，反对妥协投降；第二，要有严密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来自群众，要爱护群众，保卫群众的利益，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第三，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游击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第四，要克服困难，准备接受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第五，要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
晋中地区游击队发展很快。榆次附近的长凝区，10几天，游击队就发展到120多人，各村都有自卫队，担负放哨、警戒、封锁消息的任务。那里有一条小河，游击队在河南活动，河北的日军就不敢过河。游击队刚刚建立，干部素质跟不上，有的临战动摇。针对这一点，徐向前组织了速成干部训练班，训练7天10天不等。刘伯承很重视这件事。薄一波（当时为山西七大行政区之一的第三区主任，管辖晋中、晋东南十三县。）也感到游击队干部缺乏训练，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选派49名干部，送到徐向前那里学习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1937年12月，在徐向前建议和主持下，“晋冀豫军政学校”正式成立，400多农民、工人、学生出身的学员，集中在辽县大营盘内，接受完全的军事训练。徐向前亲自兼课，讲游击队的组织与任务，游击队的行动纲领，游击队战术与侦察，与大部队配合作战，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铁的纪律，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精神等。这所学校，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电台还发了消息，说：在山西南方某处，办了一所“共产学校”。
徐向前十分重视改造各县、区政权。这时那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徐向前感到，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啥都干不成。他的办法：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八路军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改造区、县政权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榆社县长是徐向前的远房亲戚，部队筹粮、筹款、扩兵，他不答应。徐向前找到他说：“你不答应，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位县长说：“我是一县之长，要听我的，八路军不能搞政权。”徐向前不听他那一套，筹粮、筹款、扩兵，照常进行。没办法，那位县太爷卷铺盖走了。
这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徐向前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证明让其回归故里。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的，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建设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反六路围攻和长生口战斗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侵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在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
日军的六路围攻是22日开始的。这时徐向前正在领导着“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围攻先从松塔打响。从寿阳出动日军2500多人，并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相配合，向驻松塔之七七二团进攻。平定方向500多日军向驻西寨之七六九团进攻。阳泉方向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同时，由榆次、长凝出动200多人，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人，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人，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了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松塔方向战斗最激烈。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三营营长负伤，部队减员60余人，撤至南军城。前方告急。24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日军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暴露侧翼，引诱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按照他的部署，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法，均奏效，歼敌400多人。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积极配合，广泛出击，毙敌在2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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