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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的问题是: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会议进行的中途,陈昌浩派人找徐向前到会。徐向前略为安顿了一下队伍,匆忙赶到集会地点。他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生死搏斗的情景,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三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然而陈昌浩却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上述三个问题已决定了。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

  “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余部编成3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550—551页。)《徐向前传》

  ※第十三章 走上抗日前线

  §奔赴延安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摄氏零下20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

  漆黑的夜,满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无声。徐向前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此时感到特别冷清。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走动。西路军四个多月艰苦征战,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赤诚的心,严寒不惧,艰苦不惧;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杀,弹尽粮绝,饮雪吞毡,视死如归。多好的一支队伍啊!

  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

  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大。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一件白楂破羊皮袄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50开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国西陲的大地上,却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世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此时,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分散走在去陕北的路上。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人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这样的喜讯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找党中央去。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务营的曹营长。平时大家都称呼他“曹大头”。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去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他们上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

  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大头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呢。一天,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镏子(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开到河南、安徽去了。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是邓宝珊的防区,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了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和曹大头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大头高兴得几乎忘掉了进食,匆匆付了钱,起身便朝北山走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奋斗的时候,尽管很坚定,但又感到渺茫、艰难、遥遥无期;而当目标达到的时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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