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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第十章 川西会师

  §冲破“川陕会剿”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忧虑。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待: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电台工作人员理解徐总指挥的心情,日夜守在电台旁,随时将得到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报告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人员,把从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蒋介石为实现其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诡计,在挥军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他令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在南京亲自接见他,面授机宜。年底,蒋介石义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送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前,是这样一个局面: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饥饿的人群;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要再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究竟怎么办?这是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日夜考虑的问题。在11月初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上,曾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来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但这毕竟只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决钱、粮、衣、药等实际困难的具体措施。张国焘愁眉苦脸,提不起精神来。会议期间同徐向前闲谈时,他拖着悲观的腔调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回答说:“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部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方面军领导人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委托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这时,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刚奉令入川,进据广元、昭化,另有两团抵三磊坝、羊模坝一线,以固广、昭侧背,一个团开进川陕边的阳平关,遥为策应。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实现“川陕甘计划”,粉碎蒋介石的“会剿”,决定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后击甘南。1月22日,徐向前率军发起广昭战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而以主力11个团连夜涉水渡江,向敌侧背三磊坝、羊模坝地带出击,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但因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胡宗南又不出兵来援,吸打援敌的计划难以实现,相持下去十分不利。

  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积极策应。电称: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人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不言而喻,这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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