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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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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复兴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军剿匪之经过》)

  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页)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浩昌法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士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楼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

  川北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

  川北的士匪很多,聚啸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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