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复兴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军剿匪之经过》）
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页）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浩昌法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士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楼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
川北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
川北的士匪很多，聚啸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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