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县党组织和政府得知红军南下攻城，立即组织群众踊跃支援。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们组织慰问队、救护队，为红军烧茶做饭，洗衣服，看护伤病员。群众中流行这样一首歌：“快来！兄弟姐妹们！排好队，呼口号，欢送我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快送，快送糍粑，快送草鞋，拥护我红军。”各地的赤卫军和游击队就在敌人据点附近积极活动，打岗哨，砍电线，烧哨棚，散传单，伏击敌人粮道、交通线，使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拔掉了敌人外围据点，歼敌2O00余人，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第一步计划已顺利完成。接着调整作战部署，以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继续围城，十一师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线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准备打击来援的敌人，以三十团作为总预备队。
红军攻占桃花、高桥河等地后，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黄安城内给养日渐减少，敌士兵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敌人接济黄安守敌的300担棉衣以及大批军需品也被红军截获。赵冠英派去请救兵的代表刘存吾，还没有给主子复命就当了俘虏。赵冠英久等不见援兵，于11月 22日派出三十师两个旅向南出击，企图打通与宋埠的联系，但在郭受九一线遭到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的顽强阻击，只得龟缩回城。23日，敌又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向南出击，先头一度进至障山，但被红军迎头痛击后狼狈溃逃。这两次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缴枪700余支，迫击炮1门。
一天，红军获得情报：宋埠葛振山三十师两个旅企图经永佳河向北增援。徐向前当即决定：以十一师部队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主阵地前，集中兵力从两翼迂回包抄，予以歼灭。12月7日，十一师部队接敌后，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稍作阻击，即按计划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一带的第二阵地。敌占领桃花后，于8日向第二阵地发起攻击。十一师部队予敌杀伤后，又撤至障山的第三阵地。敌人见红军节节后退，以为得计，于9日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发动猛攻。红十一师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坚决抗击，主力向敌两翼猛插，展开坚决的反击，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至此，敌第一次增援遂告失败。
12月18日，敌人组织第二次增援，以黄陂三十三师的3个旅和宋埠三十师的1个旅，从歧亭、宋埠之线，分两路大举北援。右路之敌猛攻大小峰山，左路之敌猛攻独山、研子湾高地，先后占领了桃花、五云山等地。20日，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午后起猛攻障山阵地，突破前沿，逼近红十一师指挥所。此时，被围的赵冠英认为时机已到，即组织突围。
下午4时许，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它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他来到障山主阵地一个山包的后面，一个人站在一棵马尾松树下，不时地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山下就是战场，负责打援的十一师正在那里与敌人激战。子弹到处乱飞，迫击炮弹不时地在山腰上爆炸。他仍然泰然自若地观察战场情况，身旁的马尾松被射来的子弹打得枝落满地。他不时把手向后挥挥，象是赶苍蝇似地，说上两句：“讨嫌，讨嫌！”
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我军经过了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其全部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总指挥负伤，更激起了指战员对敌人的愤恨，各路红军都在向敌人猛扑。三十团由倒水河西岸向敌左翼迂回，三十五团配合三十三团从障山以东王家湾向敌右翼包抄，三十二团协同三十一团和手枪营由障山正面向敌反击。附近的群众和赤卫队、游击队也纷纷投入战斗。顿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各部队的掌旗员高举着红旗，那里敌人多就冲向那里，红旗指向那里，战士们就杀向那里。敌人遭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丢下尸体1000多具，800余人缴枪投降。红军乘胜追击，直逼宋埠。企图突围的黄安守敌，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去。担任围城的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结合军事打击，对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黄安守敌经红军20多天的围困，已是弹尽粮绝，待援又无望，军心更加动摇。不少人黑夜潜出城外投诚。
22日，黄安天气晴朗。上午9时，一架飞机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以为是他们的救星来了，纷纷从白雪复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呐喊呼叫。敌人师部也忙着在地上摆标志，好让飞机空投。正当敌人欢喜若狂的时候，飞机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弹、迫击炮弹和大捆大包红军的宣传品。顷刻之间敌人乱作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说起这架“列宁号”飞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降落在宣化店东南的陈家河。驾驶员还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他坐在驾驶舱里一动不动，不断向围拢来的人群吆喝：“赶快去报告当官的，想办法给弄点汽油来。”等他看清围着他的都是苏区赤卫队员时，才发觉自己同飞机一起当了红军的俘虏。这架飞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刚从美国买来不久。驾驶员龙文光，这天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油料耗尽而被迫降落。经过教育，龙文光愿意留在根据地服务。1931年2月新集解放后，徐向前和红军领导人命令把飞机运到新集，并由龙文光、钱钧和其他几个懂得机械的人把飞机安装好，重新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耀眼的红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为了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表示敬意，特区苏维埃把它命名为“列宁号”。特区苏维埃还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飞机场，并通过被俘的敌师长岳维峻，从国民党方面弄来了汽油。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远征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吓得武汉的敌人赶快实行灯火管制。事后，敌人的《扫荡报》刊登消息说“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慌乱。红十二师三十五团乘敌惊魂未定，一举攻下城北的课子山，将敌人压入城内。23日夜，总攻开始。三十五团从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敌阵地。敌人节节后退作最后挣扎。赵冠英把仅有的一点机动兵力组编成所谓“敢死队”，亲自训话，给他们打气，许愿突围冲出去的，当官的高升一级，当兵的升为官长。他还说：“一定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不成功便成仁！”赵冠英把这些替死鬼支使向南门突围后，让一个随从装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白马向外跑，而他自己却化装穿上大褂，利用夜暗，偷偷从西门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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