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支队伍，名叫民众“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素质要比“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好。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司令”赵辉楼是河北省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他就初步接受了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地区。徐向前到冀南后，赵辉楼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赵月舫来到南宫，要求正式改编。徐向前和宋任穷接见了他，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后，又请赵辉楼来南宫面谈。徐向前对民众抗日自卫军要求改编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他同赵辉楼商定两条：一是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下设3个团，每团2个营；二是活动范围暂为原地区不变。赵辉楼对这两条都很满意。晚上一觉醒来，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天一亮就来到徐向前指挥部，要求在部队番号之首加“八路军”三个字。徐向前说：“好！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吧”。
并明确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两个月后，与汪乃贵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夏，笔者在武汉洛加山宾馆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将军汪乃责，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动情地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汪乃贵和几位老将军都谈到，当年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是忠义救国军，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在他盘踞的县城里，不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七六九团出击，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这一改一打，震动冀南。仅两个多月，在方圆二十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1．85万人，拥有1．15万条枪，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抗击日寇的进攻和“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日游击战如火如荼，局面蓬勃发展。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这是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难以吞下的两颗苦果。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小战斗1400多次，从战略上，紧紧拖住了30多万日军。八路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3万多人猛增到25万多人，控制了晋西北、开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的大片地区。蒋介石私下对他的幕僚们说：“共产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可小视。”他非常赞赏阎锡山“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的反动立场。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赶走”八路军；接着又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收复失地”。
面对这场严峻的斗争，徐向前早有精神准备。他多次向战友们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座钟麟刚到河北时，中共中央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徐向前等领导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徐向前当众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请鹿主席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8月14日正式成立的，由1930年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6个专署，管辖51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鹿钟麟是带着蒋介石的“使命”来的，身前身后不少国民党特务，他避开实质性问题，冠冕堂皇地客气一番：“鄙人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正式委任’嘛，好商量，好商量！”
鹿钟麟虽属杂牌军老手，但反共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一到河北南宫，明里与八路军友好，暗地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他委任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将民军赵云祥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的人马拉入他的麾下，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真乃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专找鳖亲家”。
9月下旬的一天，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长枪短枪，向八路军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了突然袭击，杀害了10多名战士，包围县城，用洋铁皮做成的喊话筒狂喊乱叫：“我们要求撤换县长！”“八路军滚回太行山去！”
徐向前明白，鹿钟麟是后台，就出面强烈抗议。最终迫使他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被他们抓走的政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一波刚息，一波又起。赵云祥为了配合胡和道的反共活动，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鹿钟麟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民主政权的茬儿闹事。一次，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工作报告时，由于将“鹿主席”三个大字没放在“台头”处，他竟以“对省主席不尊敬”为由，提出撤换这位县长。紧接着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和区长，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徐向前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人山”众志成城，平原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年10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县城兴华烟草公司的大院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则，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他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冀南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化整为零与敌周旋；敌人失道寡助，兵力有限，供给不足，“扫荡”的正面不可能太宽，时间也不会太长；我士气旺盛，具有运动战和夜战之优长，能够灵活地打击敌人。他要求干部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要看到平原地区交通发达，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战场变化快；根据地形成时间不长，部队和群众都还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汉奸暗中打黑枪，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徐向前提出了反“扫荡”的四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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