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从小生在五台山区，那里没听见过女人唱山歌，只听过和尚唱“阿弥陀佛”。因此，徐向前从小就不会唱歌。困在大南山脉中的莲花山里，大家高兴起来拉个歌，拉到徐参谋长名下，他就说“不会唱”。就给大家讲个笑话，背几首诗。他从三四岁，“老秀才”父亲就教他学背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孟浩然等大诗人的名句，徐向前都背诵如流。眼前红军被困深山，敌人在山外烧村，扑进山来还放火烧山，这使徐向前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寺，特别是前四句，在徐向前心中成了鼓舞斗志的歌声。
敌人加紧对山区“围剿”，采取“血洗”手段，先放火烧村，再进山烧山。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出动三个团进山“追剿”，飞机也出动了，三天两头飞到山区上空侦察、丢传单，劝红军下山投降。彭湃和东江特委，多次脱险后，转战在普宁地区，并积极准备集中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
6月的一天，徐向前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叶镛师长在白木杨地区被俘牺牲。这消息，使红军战士吃惊、难过，使徐向前久久发呆。他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曾在武汉军校重逢。广东起义，他们是共同战斗的战友，起义失败后，又共同负起收拾残局、转战东江的重任。徐向前性情刚强，从不落泪，沉默、抽烟，是解除烦恼和痛苦唯一的表示。他嘱咐身边的一位参谋，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与东江特委、海丰县委联络，把叶师长遇难的消息报告他们。
参谋说：“如今和外边联系太难啊！”
徐向前说：“难，也不能中断联系。你见放风筝的吗？风筝断了线，落下去会成废纸。我们不能和上边断线！”
东藏西躲，死守山头，总不是办法。徐向前亲自选了三十多名革命坚决、有军事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特别队”，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报，筹备粮食，处置密探和内部的叛徒。活动方式：昼伏夜动，短促突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黄埔军校，他没学过游击战，国民二军更没教他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如今敌人逼着，一切要靠自己动脑筋，随时总结经验。
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的决定：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
这真叫“临危受命”啊！红四师组成之初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损兵折将减员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委书记唐澍战死，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逃亡、死伤……师部成了个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饭都难保证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这样的局面怎么维持？
在困难的日子里，徐向前又想起两年前“交通”给他的那张“找毛泽东”的纸条。那时如真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不会流落在这大南山了。如今毛泽东在哪里？广东省委在哪里？全党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着过去，谋虑着当前……
毛泽东这时候，正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他们的情况虽然也在不断遭受白军“围剿”，但形势比东江好，红四军比红四师好，好在他们正着手创造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好在“朱毛”正从政治上、军事上培养着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情况，这时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明确提出：当前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总纲领……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熬过炎热的夏季，度过短暂的秋天，冬季来临了。东江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寒冷，徐向前和他的部队困在山里，少衣缺食，连南方暖温的初冬都顶不住了。吃的东西更困难，山中的野果摘光，野菜挖净，山芋是最好的食物，白米好多天见不上，“黄狗头”中草药，有时成了主食。从山下老乡家搞点番薯咸菜，那真比山珍海味还稀罕。敌人封锁山下的路口，“交通”来不了，和东江特委机关及附近的村庄地下党组织，渐渐失去联系。
最后，徐向前手下全部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他那支精干的“特别队”，死伤损失过半，常在他身旁转的，只有七八个人了。
彭湃和袁裕去了上海。是奉中央命令去的，还是他们自己去汇报，徐向前不清楚，只知道他们走了，去中央了。上级新任了一位师党代表刘效阁，身体虚弱，说话呼呼喘，扶着棍才能走几步。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
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
“师长，上边来人了！”
“什么人？哪儿来的？”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已经是说不上起床、穿衣了。既没了床睡，又穿着衣服倒下，他跳起来就向洞外跑。
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上穿着草鞋。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陈郁看来年轻，却是1925年入党的党员。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陈郁熟知徐向前名字，他想象中的这位师长，是威武英俊的年轻军官，眼前却是瘦高个，满脸胡碴子，眼睛深陷在额头里，一身灰不灰、黑不黑的制服，赤脚穿着草鞋。只有腰间佩着那支短枪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使人看得出他是位军官。陈郁再看看在场的几个干部和士兵，个个衣裳破烂，蓬头污面，瘦得皮包骨头架。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陈郁说着掉下泪来。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陈郁同志，脸上露出笑意，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说：“我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只听说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一步！”
他们围坐篝火旁，谈到天亮。徐向前陪着陈郁巡视了营地，看望了一些山洞、草棚中的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冬衣，伤病员比连队战士受优待，每天给吃一顿米饭。陈巡视员越看，心情越沉重，话语很少，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红军兄弟。
徐向前见到陈郁，心里顿觉轻松，他的话语多了，走路劲头大了。特别是陈郁带来一包烟，让他过了瘾，提了神。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这位巡视员带来了上级党的问候，带来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广东省委来信和来人，东江特委开会，都是讲“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反攻”。徐向前从陈郁的话语中，领悟到一种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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