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对策。基本观点是，皖南事变的发生，表明蒋介石向着全面破裂国共关系，准备投降日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破裂只是开始，还不是完成，投降正在准备，并不等于实现。有些同志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再次叛变，苏维埃时期的重新到来。但经我们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日寇的妥协倾向虽有发展，但对立的因素并未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不少头面人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军政界，特别是桂系与蒋系的矛盾正在发展；工农基本群众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发展；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同声谴责。所有这些，都不同于大革命后期的情况，逼迫蒋介石一时不会走到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地步。蒋介石反共成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对付这个人物，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既要坚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又要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当然，也要做好应付全面破裂的准备，这叫棋先一着，有备而无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不能重演。
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墓地。他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即有打有拉。两面政策，一打一拉，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我们拿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不久，毛主席决定再从延安调一批干部，去山东工作。行前，这些同志集中在延安南门外的七里铺，我和张经武等同志去给他们介绍情况。走到一条山路上，忽然我前面的一匹马发惊，一阵狂跳，踢到我左腿上，导致胫骨骨折。这一下，害得我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当时，医疗条件差，营养缺乏，我又发烧又便秘的，来回折腾，弄得身体虚弱不堪，伤部愈合困难，着急也没有用。读书与思考，便成了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总结抗战经验的几篇文章，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就是那时写成的。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我党打退。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赢来了国共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新局面。“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第七七七页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世界大战的规模愈来愈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苏联及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溶为一体，结成更加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多行不义必自毙，万恶的法西斯侵略者，尽管张牙舞爪，得逞于一时，到头来必将被世界人民彻底埋葬。
§在联防司令部
等我伤愈出院，已是中秋时分。“七大”的召开，虽未确定日期，但各根据地的代表，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
党中央确定，首先组织高级干部进行较系统的学习，以便为“七大”的召开，做好思想准备。在延安，组成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在各根据地，分别成立高级学习组，统归党中央直接领导。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方面以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经验为主。指定的学习文件，包括《“左”派幼稚病》、《联共 （布）党史入《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以及“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实际上，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先声。出院后，我即参加王家坪的高级研究组，组里还有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同志。除学习文件、听报告和小组漫谈外，空余时间也下下棋，打打扑克。在这期间，陈云、康生约我谈过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我和叶剑英同志还发起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我们是朱总司令家里的常客，他和康克清同志平易近人，有点好吃的东西都给大家留着。我们去了，随便交谈，无拘无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调张经武任参谋长 ），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因生病住院，由高岗代理），林枫任副政治委员。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说明组成联防司令部的意义，交代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Y朱总司令说，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认为：前些时候，国民党就准备进攻边区。胡宗南的军队是四十万，我们的兵力只有四万，形势可够紧张的。他们筑工事，搞粮食，拉民＊ ＊ ＊，严密实行经济封锁，拉开架子要攻我们。但是，日本人一打浙江，一打云南，推迟了蒋介石的摩擦计划，这边安静了点。现在，苏德战争在继续进行，太平洋战争暂告结束，日本人下一步向哪里打，向北，向南，向西，似乎还没有定下决心。向北，打苏联，可能性很大，蒋介石和英美都巴不得日苏交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必然向我施加压力，迫我向北，甚至大举进犯我华中、华北，山东、陕甘宁边根据地，形成第三次反共高潮。那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巩固内部，沉着应变，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危险局面的准备。要准备日苏战争爆发，准备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准备胡宗南进攻边区。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上，方能争取好的前途。我们不希望打，力争不打，但蒋介石一定要打，你不准备，会吃大亏的。皖南事变，项英同志不听招呼，丧失警惕，就是证明。中央决定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统一晋西北和边区的军事行动，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胡宗南打过来，晋西北的部队马上开来参战，保卫边区，那边可由晋察冀和一二〇师调部队填防。
朱总司令还说：我们的面前困难很多，克服困难靠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四二年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整风，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渡过困难阶段。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要结合备战，抓好三项任务。希望你们带个头，取得经验，推广到各根据地去。
回来后，我即和贺龙、高岗着手组建联防军司令部。
第一项工作是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是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另有陇东、绥德、关中、三边四个军分区。抗战以来，这支部队在巩固边区根据地、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反摩擦、剿匪、生产等项任务中，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有个突出问题没解决，即部队的摊子铺得太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头重脚轻，指挥不灵。上层机关堆了许多干部，陷在事务工作圈子里，很少下去抓基层，抓连队建设。连队干部配备弱，经验少，管教能力差，兵员不齐，因而战斗力不强。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便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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