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参加南口保卫战而名噪一时。太原失陷后，蒋介石唯恐日军向河南推进，遂派汤恩伯率部赴晋东南，巩固山西，策应平汉线，其指挥部驻榆社。汤来后即与我军联系，想和我们商谈协同作战事宜。那时，邓小平同志已来一二九师。师部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和我去榆社与汤恩伯谈判，联络员是李聚奎同志。去后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刘、邓和我睡一个土炕，商量事情挺方便的。
和汤恩伯会谈，内容有二：一是如何改造军队，整饬纪律。汤恩伯的军队，纪律败坏，出了名的。刚刚开进山西，老百姓就尝到了苦头，弄得怨声四起，舆论大哗，连阎锡山都看不过去。我们向他指出了这一点，说明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八路军虽然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这是我们屡屡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对此，他无法否认，讲了些漂亮话，搪塞一番而已。二是鼓励他从大局着眼，支持山西战局，不要退往黄河以南。只要他能定下决心，阻止日军南下，八路军一定积极配合。他表示愿意同我们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但又说要服从军令，上面如果让他撤，他也没办法。言外之意是，如果下一步放弃山西，他不负责任。第二天早晨，大雪纷飞。我和赖际发又去汤的住处，和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希望他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汤恩伯不愿正面回答，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八路军听他指挥，帮他打仗，别的事情不要过问。没谈出什么名堂，我们遂告辞而归。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事后看来，他跑了极好。他跑了，我们就好放开手脚，建立根据地，他不走，占着那块地盘，你又不好去动他，反而麻烦。
石拐镇会议后，一二九师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短时间内，收到了显著成效。
首先是建立各县区的游击支队。师部先后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下到各县区，开展这项工作。一般是以连为单位，配上几名领导骨干，独当一面。指战员多为老红军，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搞这套有办法。他们象种子似的，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早建立的一批队伍有：“秦 （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平定区游击队、长凝区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地区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建立游击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配备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否则，便不能保证其革命性、战斗性、独立自主性。
其次是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例如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军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陆续清理一些反动军官，请求八路军派干部帮助工作，终于使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抗日劲旅。杨秀峰同志则以国民党河北省民训处的名义，组织了冀西游击队。
再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虽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但各县、区、村级政权，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碍。这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给我军筹粮、筹款、扩兵，制造重重困难。事实证明，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啥都干不成。我仃J同国民党有统战关系，不便公开撤换他们。怎么办Y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榆社当县长。他和我争论，说他是一县之长，八路军不要搞什么政权。我反驳了他，后来把他挤跑了。三是武装打击。这是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而言，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八路军和游击队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形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最后是收编散兵。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愿留者留，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者，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的抗日游击武装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的游击网。为培训游击战争骨干，师部决定开办晋冀豫军政学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四百多人。师的领导干部都去讲过课。这所学校，为抗日战争造就了不少军政干部。
§积小胜为大胜
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关键是要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据此，一二九师从一九三七年冬至翌年春季，连续战斗，不断胜利，从而有力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凶焰，为晋冀豫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反六路围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蠢蠢欲动，有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的企图。师部决定，派陈赓率七七二团向正太路寿阳以南游击，伺机伏击进犯之敌。
敌发现七七二团进至松塔地区，当即从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出动两千余人，兵分六路，对我实施马蹄形包围。二十二日拂晓，战斗打响。七七二团在松塔地区与敌激战一天，当晚向南北军城转移，准备侧击敌人。在那里，又遇上另两路敌人，激战竟日，没占到便宜，当晚撤出战斗，又向榆村湾一带转移。这两次激战，我伤亡五—卜余人，副团长王近山负伤。刘伯承同志一面令外线的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活动，牵制和迷惑敌人，一面派我去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我们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打一家伙。日寇因捕捉不到我军主力，地形又不熟悉，遂全部撤回。这一仗，我军共毙伤敌六百余人。
军民在欢庆胜利声中，迎来了一九三八年。午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同志奉命返延安养病。张浩是个好同志，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白，公道正派，肯动脑筋，有独立见解，身患严重肺病，仍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他返延安不久，即病逝。
▲凤凰山战斗
二月初，师部在辽县开会，决定我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接着，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和动员。刘伯承、邓小平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各部队根据自己担负的任务，统一思想认识，制定行动计划，分别向指定的地区开进。刘伯承和我去三八六旅旅部。十六日，该旅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间开进时，昔阳守敌三四百人出动，企图阻止我军。被我诱至凤凰山附近，打了个伏击。敌伤亡百余人，退回昔阳。
▲长生口战斗
在长岭，我们接到“朱彭”电令，要我师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配合友军“反攻太原”。我们遂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具体部署是：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师部驻吕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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