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民的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二、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他们起来反对白军的最高指挥部。三、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四、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斗争到底的精神。我们绝对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五、因为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它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能够继续得到群众的支持。六、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七、红军在斗争的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根据它的参谋人员的丰富的集体经验，各人都有机会表现和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八、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
那时，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嚣张万分，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红军力量不仅在长征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形象亦被各国反动派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海伦·斯诺女士和斯诺先生不畏艰难险阻，万里迢迢来延安采访，向世界人民介绍红军的真相，传播我们的声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和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面对日军的悍然进犯，国民党爱国军人奋起抵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向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要求抗日的呼声，如怒潮汹涌。八日，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筑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及宋哲元、冯治安、张治中等，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正义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接着，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备界群众参加。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会场上群情激愤，振臂如林，高呼“坚决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到抗日前线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流尽最后一滴血，抗战到底”等口号，表达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会后，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阐明我党反对对日妥协，坚持全面抗战的严正立场。
在我党与各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迈出了“准备应战”的一步。八月初，他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我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南京那边在加紧协商，陕北这边就积极进行改编和出师抗日的准备工作。这时，天津、北平已相继沦陷，日寇正集中其在华北的主力，向南口、居庸关疯狂进攻。为配合华北作战，牵制国民党主力，八月十三日，敌又向松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长驱直入，短期内灭亡中国。
南京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卫”：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对日作战。同意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立即开赴第二战区晋绥前线作战。但是，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仍在暗地玩弄削弱、瓦解、消灭红军力量的鬼把戏。一是不想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亦即不愿正式承认我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便随时加以取缔。二是企图将红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担负正面作战任务，“借刀杀人”，假手日军消灭我们。三是令红军分路出动，使之力量分散后，不得不受制于国民党军队，若不服从，即可任意收拾。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县城在延安以南约九十公里处。我于八月十三日动身，十四日抵洛川，住在城关，等待开会。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是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讯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我俩这次见面分手后，直至全国解放，才又在北京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主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洛川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二十五日结束，会址在洛川城外的冯家村。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共二十二人。会议议程有三项：（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后两项议程，涉及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行动部署，讨论很热烈，是主要议题。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我和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其中包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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